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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2009 A Letter to an Anonymous Promising Student of MineDear John Doe, It i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hear from you, though quite unexpectedly. I believe that your industry will be rewarding sooner or later. Just "keep walking," as the liquor ad famously runs. As a Fudan undergraduate, I began backward (Your English now can't be poorer than mine then.), so much so that only one fellow girl student of mine ranked behind me in terms of the score of the Municipal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of English of the year 1998, when we were enrolled in this University. But today, I am a Fudan lecturer, and she, far more amazingly, works in HK SAR with a prestigious banque. With strenuous efforts, both of us turn out to be no losers. Yes, I know it clearly that my course is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first-year English majors. But I have to be cruel only to be kind,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come GREAT. This is my long-cherished dream as a green-hand educator. Now I regret misspending many of my collegiate days, youthful and halcyon, playing card and computer games in the dorm, hanging out with "mates of mead and meat," dozing away lectures, and so forth. Fully awakened, I cannot bear or rather afford to allow any of my students, my juniors, to live in such abandonment. You are the cream of your generation, and so you must fight as hard as possible for a glorious future of our nation, which is getting worse, if not decaying, in many a way. In this sense, I am trying to be kind to myself, too, by being cruel to you. Prompted with your previous email, I have made a point of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quizzes that you have taken so far. They are not first-rate; nor bad by any means. Judging by them, you are now "in the mid-stream." So the best policy for you, as my mentor would say, is to bite the bullet and fight to the death (figuratively). You WILL prove yourself! Dr. Boarhead of Shanghai
11/8/2009 少改作业多练字最近在学校看到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李太白的《将进酒》，就想起来月初看京戏前在市百一店七楼顺风大酒店吃晚饭时看到的那幅字，一样的内容，四屏，悬在金碧辉煌的大堂——啊呀，自认为审美眼光异常挑剔的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么好的活人写的字了。不愧是传说中市领导同志也常来光顾的饭店呀。请同桌饭友用手机拍了下来：
.jpg) .jpg) .jpg) 那天给葛兆光老师送书，被他表扬字写得挺好。其实，我就职填表格的时候，就被人事处阿姨（她是看过多少表格的人！）表扬过了：“你字写得很好啊。练过的吧？而且你这表上是随便写写的，我看出来啦。”
扪心自问，我的字算什么呢？实在是如今读书人和书法家已经分道扬镳，或者说是“分工细化”了，我的字在底层教工里算是不太丑罢了。
可我还是很想把字写好啊。现在饭后散步，都要去三公里外的沈秋明先生故居走一遭。一到门口，无比自卑。所以，我下决心了：以后要少改作业，多练字！！！
请大家监督我！
 11/7/2009 “但你希望编一部英文字典”理书。
他的书，凡是我读过的，写得都很不怎么样，介绍性质，谈谈肤浅的个人阅读感受。如果不是老友赠我，如果不是扉页寄语，早处理掉了： 小师弟： 坦率说，对你高中时的孤傲并无多大好感。但接着，你成了我的师弟；接着，你叫我二师姐；接着，你选择了英文系。在今天，大多数有你这般成绩的人选择金融，大多数人把英文系作为跳板，但你希望编一部英文字典。 无论将来如何，今天，我祝你成功！ 二师姐 WLL 十一年后，我顿悟到读书不可淫于微言，而昧乎大义。所以，字典（英文的该称“词典”）要编，更要做点别的、大的事业。于是，我就把期中考试的题目给出好了，它们分别来自于我们最爱精读的课本和龙应台女士的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10/16/2009 “谢谢你把我生出来”昨天，我出门上班时，妈妈对我说：“生日快乐。”我回了她一句：“谢谢你把我生出来。” 我总想，生日其实该是给妈妈庆祝，庆祝她经历了一场大苦大难，终于挺了过来。可是，等待她的，是更大的苦难：她要把儿子养大，养好，养得能独立地过上她觉得满意的生活。可儿子说不定还要嫌弃她，对她发脾气…… 前些天，有个小盆友跟我说，他妈妈爸爸早就离婚了，他跟着妈妈过。我想也没想，就告诉他：“我妈妈爸爸离婚的话，我也跟着妈妈过。‘世上只有妈妈好’，绝对的。” 又有个小盆友，他跟我说，他妈妈想打电话给我，问问他读书的情况。我跟他说：“叫你妈妈别打来，我从小不太喜欢打电话。我给她写封信。”我就写啊写，写的时候，心里总在想，他妈妈看了会开心吗？我该怎么写，既不歪曲事实，又能最大限度地让她开心呢？我虽然没打草稿，但费了心思，因为我知道，那是他的妈妈。 我还记得，去年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说到“感谢我的母亲”，那蓦然的哽咽和凝泪让我自己当时都震惊了。我只看到妈妈远远坐在礼堂的角落，仿佛那一刻只有我和她是真实的存在。
4/26/2009 抽屉里的婚宴请柬人活在世上啊，千万不能去理东西，尤其不能理好几年不拉开的那几只抽屉里的东西。一理，全是鸡零狗碎，仿佛这些年来，过得很琐屑。
我看到移动硬盘放在写字台上，觉得招灰，就拉出一只几年没有拉开的抽屉，发现几只信封，里面都是婚宴请柬。
早两年的时候，不流行预约，都是直接把请柬寄过来的。里面还夹着新人的玉照，拍得不是很伪古典就是很伪西洋，仿佛不是他们结婚，而是他们爷爷奶奶或者外国表亲在结婚。那时，我没有工作，比现在更抠门，舍不得交（缴？）礼金。对于不冷不热或者好几年也不曾联系的，都编出不费文才的理由，说“啊呀，我要到外地开学术研讨会”或者“啊呀，我有个朋友那天晚上也要结婚，他比你早通知我啊”，同时以无限遗憾发些感慨，这样就可以不去了。其实，有的也未必想请我去，大概是临时凑不齐最后一桌，方想到我。我就遇到过一位，是在婚礼前夜QQ上遇到我，才向我发出盛情邀请的——可惜，他在低估我的情商之余，更低估了我的智商。
现在，一般在考虑是否把你定为出席嘉宾之前，都会试探你一番。你在这个环节中，只需表露出一字半句的半尴半尬、不情不愿，那么恭喜你，你不仅将不被纳入“红色炸弹”的空袭区域，更为世界环保作出了微薄的贡献——没有请柬，没有照片，没有喜糖，没有喜蛋，什么都没有，只有太平。其实，我非常讨厌和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菜没吃到几口，二手烟倒吸了满腔。
当然，好朋友是要去的。不仅去，还做过三场司仪呢。关于我的司仪水平，在场的群众评价不一。有个牙防所的护士当场大声抱怨，说我像是领导讲话（不过，我怀疑她是记恨我去看牙老是不给钱）；有个大叔，他是在忍不住，跑到台上去说：“今天我们这位司仪是我见过最好的！”谢谢伊拉一家门，他就是落选上海十大律师的某大律师。当然，我不只会白活普通话和上海话，我还能用一点英文和一丁点德文主持。可惜，我的好朋友结过婚的还不多，否则我可以多主持几场。这也是获取礼金缴纳豁免权最体面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唯一方式？）。
问题是，不管我去过没去过，主持过没主持过，用什么语言主持的，那些朋友大多和我现在都没啥联系了。今天中午，CK老弟从美国打来电话，说要结婚了，暑假在上海定了饭店，到时请我去吃酒。大概，他就是下一个要和我疏远了的人吧。
疏远我不要紧，不要疏远配偶。有的人，先疏远我，再疏远配偶（和孩子），然后倒亲近起派出所和民政局起来了——忙离婚去也。真是受不了。我说，你们好歹等我结了婚再离呀，否则显得在我身边，你们人生历练过于丰富了。
我身边同年龄段的人里，离婚的已不稀奇，离不止一次婚的也不是没有。偶尔，我会在路上邂逅他们以前的配偶，互相挤出一丝微笑和一句招呼，然后各奔前程。大概，人家未必高兴看到我，我体积这么大，可以勾起（根据我浅薄的牛顿力学知识，吸引力是和质量成正比的）比一般身材者更多的痛苦回忆吧。我对不起人家。不过，看到人家，我倒默默在心里给自己上课，告诉自己——且不论对错——一些人生的经验吧。
抽屉里的这些请柬该怎么处理呢？还是撕掉照片，残余物夹在旧报纸里卖了吧。反正，要是遇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那类必须疏散全城的灾难的话，我是不会在仅限两个小时的打包过程中，把它们塞进行李的。
对了，今天是该次核灾难的二十周年纪念日。
 4/24/2009 唐僧误我十八春我十二岁那年游历南海普陀洛迦山，归来大发向佛之心，读了《西游记》，从遭遇乌巢禅师那一章里习得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埵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娑婆诃 唐 张旭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时到今日，这篇“大成天”加“解脱天”（分别是大众部和上座部佛教对玄奘法师的尊称）翻译的短小精悍的经文已经伴随我十八年了。粗算算，我默诵过不止万次了。可惜，内容深奥，至今不能尽解。尤其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很纳闷——既然教义提倡破法我二执，何必纠缠在这么一颗“舍利子”上。最近有好些人还说那其实是结石，火化时没烧掉……
昨晚备课，读了从学校FTP上找到的一个文件，里面是根据《大正藏》、《高丽藏》等汇编的八种翻译版本的《心经》。玄奘译本列于第二。第一是童寿（鸠摩罗什）译本，我一读，当即傻掉：
观世音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时 照见五阴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弗 色空 故无恼坏相 受空 故无受相 想空 故无知相 行空 故无作相 识空 故无觉相 何以故 舍利弗 非色异空 非空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如是 舍利弗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空法 非过去 非未来 非现在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萨依般若波罗蜜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离一切颠倒梦想苦恼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 是大明咒 无上明咒 无等等明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咒 即说咒曰 竭帝 竭帝 波罗竭帝 波罗僧竭帝 菩提僧莎呵 原来，玄奘的“舍利子”是“舍利弗先生”的意思（“子”即“孔子”的“子”），根本不是什么“结石”。顿感被玄奘白白耽误了整整十八年大好光阴。其实，几年前，我翻开他的magnum opus《成唯识论》时，就知道他的翻译风格完全不对我的口味。
那么，为何突然插入这么一颗“舍利子”？而宣讲经文的又是谁呢？我于是接着读了第三个译本，乃摩竭提国三藏沙门法月的重译本，题为《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大城灵鹫山中 与大比丘众满百千人 菩萨摩诃萨七万七千人俱 其名曰观世音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弥勒菩萨等 以为上首 皆得三昧总持 住不思议解脱 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在彼敷坐 于其众中即从座起 诣世尊所 面向合掌曲躬恭敬 瞻仰尊颜而白佛言 世尊 我欲于此会中 说诸菩萨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 唯愿世尊听我所说 为诸菩萨宣秘法要 尔时世尊以妙梵音 告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 善哉善哉 具大悲者 听汝所说 与诸众生作大光明 于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蒙佛听许 佛所护念 入于慧光三昧正受 入此定已 以三昧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自性皆空 彼了知五蕴自性皆空 从彼三昧安详而起 即告慧命舍利弗言 善男子 菩萨有般若波罗蜜多心 名普遍智藏 汝今谛听善思念之 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作是语已 慧命舍利弗白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 唯大净者 愿为说之 今正是时 于斯告舍利弗 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 色性是空 空性是色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识性是空 空性是识 识不异空 空不异识 识即是空 空即是识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埵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莎婆诃 佛说是经已 诸比丘及菩萨众 一切世间天 人 阿修罗 乾闼婆等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现在连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原来是开大会，观音姐姐要求发言，做个presentation，讲给舍利弗同学听。但是，主动讲给人家听，是不是有点鲜格格呢？ 于是，我又看到“罽宾国三藏般若共利言等译”第四个版本： 原来是舍利弗同学提问，观世音助教代答。
结论：
Buddhism is greatly complicated and complicatedly great. 4/15/2009 博士学位论文递交“盲审”一年祭要不是在说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我都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当然，对于从不关心国事的我，想起那年的政治风波，或官方所谓“反革命暴动”——当时我才小学三年级——实在只能“未到洞庭先一笑”了。
我所以记得今天，是因为去年今日，是博士论文“双盲”评审送交稿件的截止日。 那阵子真是忙死人了。我是个慢性子，总觉得不急啊不急，直到9月底张海螺提醒，老神仙过问，我才想起来，是得抓把紧咯。但是，10月因为赶上过生日，也就没怎么投入。11月开始投入了吧，突然对论文的美术元素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大概是我潜意识里觉得要写得“漂亮”一点吧。一搞就是两个月，下载了几百种英文字体，最终发现，好像还是MS Word 2003默认的Times New Roman（《太无事报》新罗马字体）效果最好——得，回到原点了（史地所的Z兄当时在日本看过我博客，大概笑岔气了）。然后，凑出一章：30页，去对付“预答辩”。
院里大概没人比我进度更慢了，后来和中文系的盛八卦“比较笔记”，发现和我半斤八两——复旦老油子，都是这德行。我不知道她承受到什么压力没有，但我事后得知，有不相干的、身兼行政职务的教员，跑到研究生秘书处，质问“该名学生就写了这么几页，怎么可以通过预答辩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不想看到我这种自产自销的近亲繁殖低能儿留校，以免阻碍了复旦第二个百年的鸿业。可惜，他碰上了一个太极功夫在院里数一数二的秘书，四两拨千斤，就把他打发了：“哦，这个事情啊，我刚接手，也不清楚啊。您去问问原来负责的那个同志吧。哎呀，不巧，她生病去了。”
不好打发的是研究生院学位办。原来通知说4月22日交稿，突然提前一周，说15号一定要了。这可急死我了。每天挤啊挤，1.5-5千词不等。据说写5万（英文）词就够了。可5万哪里收得住？越是临近截止日，越是焦虑，每天心事重重，6点就醒了。去VT家里也要带上我的“爱比目”。Maple学姐在她班里说，她一年一篇毕业论文，我一个月就搞定了，实在是夸张了。
老神仙通过电邮，每天电脑上帮我改了发回，非常辛苦。后来，北区的李老博士生wrote himself 2 heaven了，媒体上一阵热炒，倒让我一下子释然了。大不了延期，总比写翘掉好啊。那时，为了缓解压力，午夜一过，我就关了Word，开始看日剧，从《白色巨塔》到《华丽一族》再到前年的大河剧《风林火山》——对我这种人近而立，依旧胸怀天下的男人来说，大河剧真是壮丽得百看不厌啊。It's such a motivator！
5月中旬，出“盲审”结果之前，一直提心吊胆，托关系去问，碰上负责的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儿。5月12日拍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证件照，又赶上大地震。6月1日，学报三十周年，背着老神仙，跟着黄老师和五华楼主去近郊旅游了一次，坐大车，迈大步，看大海，吃大餐，算是大战收尾前放松了一下——第二天，就是答辩了…… 前天晚上，想去OUP的网站，结果连不上。该去UO，下载了本《博士生报名手册》（200多页伊讲）看看。突然感觉有点遗憾，便给王老弟发了个短信：“牛津的博士我不想了，还是培养我儿子吧。”他今年也要写博士论文了，不知准备得如何，甚是挂念。他也挂念我的博客杂文，说是这几个月更新得很慢。 我本以为论文搞定，毕业工作，就可以轻松了。回头看，那只是辛苦恣睢的序曲罢了。唉，谁叫我是个有“信长の野望”的男人呢。胡公在天有灵，保佑我这棵当年的祖国小苗苗吧——它已经很壮硕了。  3/28/2009 我看儒家的衰败 昨天中午，我校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邓正来院长在旦苑设宴，请《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几位编辑吃饭。席间听他说起外国某大儒马上要来复旦说“新儒家”问题。晚上看到“小众菜园”里转了篇Red Guards如何破坏孔府、孔庙、孔林的文章，配多图，就很感慨。
说来，前几天我和自称与孔子某高足沾亲带故的一个研究生打过点交道。他在浙江读硕士，说要毕业了，工作不好找，老板很冷漠，不帮着打招呼（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可能是他SB所以老板不抬爱呢？）。我很热心，就帮他介绍了上海一家外企，这家企业在同行业里是国际第一的排名，正要招人。因我和这家的头头很熟，于是他没几天就坐着轮船来上海面试了。 面试完，此君居然不去赶火车，而是不打招呼就在晚饭时间跑到复旦来找我。看着眼前这位“三年自然灾害”般气色的矮小四眼猥琐男，我只好在学校附近的CBD（即五角场）找了家像样的馆子，请他吃一顿。自始至终，他没有对我说过一个“谢”字，仿佛从介绍工作到请客吃饭，都是我把欠“大成至圣先师”的情全部天经地义地还到他头上的过程。席间，他还不断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不读书，很浮躁”。我听了就很不爽，因为我自认算是个年轻人，不巧还读过点书，尚不算特别浮躁。“十三经阁下都背全了吧？”我问。他答：“忙啊，静不下心……”呵呵，倚门的骂卖笑的。
他吃完，一抹嘴，精神焕发，大有要打开话匣子第二函的架势。我见情况不妙，赶紧打发他上公车去了南站。剩下我一个人冷风里站立在车站，感慨“礼崩乐坏”都到这个地步了，连说一声“谢谢”都不懂，还研究什么生啊，找不到工作活该。当时就决定第二天要给外企头头打个电话，叫他不要考虑此人了。 谁知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外企头头，外企头头倒是发消息给我了，说“十三经”君水平太次，法文基本开不了口（不幸，法文还是他的专业），恕不敢要。外企可不吃你什么“阙里人家”的那一套哟…… 折腾半天，突然发现，吃亏的还是我这个孔夫子般宅心仁厚的大学士啊。我以后不能这么热心了。真是有空！  2/24/2009 外祖父六年祭 正月又三十了。
昨天中午碰到Y老师，她这阵子都上半天班，回家里就伺候她家患病的老太爷起居。我说：“Y老师，让你儿子也帮帮你嘛。”其实，我是想到，外公弥留之际，妈妈那么辛苦，我却什么也没做，在读倒霉的研究生。今年算是正式工作，能赚点养家糊口的钱了，可祖辈都享受不到一分一毫。是他们无福，还是老天罚我，让我与“孝”无缘？ 最近在办公楼里交了个小朋友，姓M。他是楼管员W师傅的外孙，读小学五年级。他有作业做不来，就来办公室问我。小朋友总是很充满了电一般的活力，说话成熟得雷人，弄得走廊里频频回想起我的大笑。他读书不用功，就想着打他的CF。于是，有一日，W师傅也进我办公室来，当着我的面教训起外孙，M一顶嘴，W师傅照着他的小脑袋就是一巴掌，M就只好恶狠狠地瞪着外公。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教育方法，更不觉得大人在外人面前打骂孩子有什么明智的。但我没有劝阻，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公自然是从来不打我的，妈妈爸爸训我的时候，我还总是躲到他身后，好几次他为此和爸爸差点为我吵起来。面前的W师傅和M祖孙俩，一个金刚怒目，一个小鬼可怜，我便想，我的外公要是能活过来，打骂我一顿，我愿意放弃这份虚耗青春的工作、这份不值杯水的学历，就做个目不识丁的小胖子也是幸福的呀…… 起来，照例恭敬擦洗佛像、香炉和贮放外公外婆遗物的床头柜。今天是： 先外王父 廣東省順德縣 吳 公諱 細玖 大人 六周年忌日  2/18/2009 朱 vs. 王 我回家，走在暗夜的寒雨中。
路过正门口的毛主席像前，一个念头突然从心间升起： “朱晦庵和王阳明其实是一回事！” 如果我以后不幸成了儒学家，那么今夜就是我之悟道。 希望不是走火入魔…… 主席像这是第二次给我顿悟人生大哲理的机会了！
 2/16/2009 D老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过年时，大英部某老友传来消息，说D老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我大惊，当即给周先去了电邮。D老师教过他，那是大三的《高级英语》。我和周先不在一个小班里，教我的是F老师。 不过，我和D老师远距离或近距离也接触过。远距离就是在电视上，他录过一套节目，好像叫《大学英语》，我读高中时电视里一直播。近距离就是在办公室里，那次是要考试了，可F老师病了，所以答疑由D老师代任。那时他是英文教研室主任，相当于今天的英文系主任。答疑时，他把周先班上李文X同学的名字漏去了最后的X，一下子叫成了“李玟”，还叫了好多次。我们几个学生当场忍住，出门狂笑。 周先在寝室里跟我讲过很多D老师的轶事，譬如他父母是在全国行医的红十字会大夫、他爱拉拉小提琴啊、他因住在凉城新村的大煤气包旁边所以感到人生无常得很平淡啊，等等。 D老师那静默的绅士风度和标准的英式口语当时都很令周先和我景仰。所以，得知他“阿尔茨海默”的那一时刻，我脑子里反应出的是他走在学院幽暗的走廊里那高大优雅、与世无争的身姿。 说到“与世无争”，我又记起很多年前的一次系主任改选（当时尚未升级成学院）。要群众推荐三个候选人，其中两位是激烈的竞选对手，但第三个怎么也寻不出来，于是就把D老师拉去填补空白。结果，自然是他几乎一票未得。“老D平时都不来系里，人头一点都不熟的，怎么可能选上嘛，”一位工友在打扫临时改作投票场地的“教工之家”，见我进来，就嘟囔了一句。 D、F两位老师在教完我们后，没一两年就到六十岁，退休了。如果评上博导，他们可以六十五再走。可是，他们没评到：没论文，没专著，没项目，没后门，甚至没勇气——有个外校高层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某院某公，起初没获得推举博导的资格，便拿出两三分勇气，去院长办公室静坐，要求落实少数民族政策（该公非汉裔），坐了一周，活生生给坐成博导了——静坐，如我记忆不谬，是该民族的传统体育强项。 听说D老师后来又返聘过，教大二的精读，但不久由于人事方面的技术原因又回家了（如今，我和D老师教一样的课，自知真是狗尾续貂）。 回家，不可能整天stay put（呆着不动）吧？周先那时在寝室里真是stay put不离口啊，因为他觉得D老师读这个词组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stay put大概是比较好的选择了，比做a puma at large好。 虽说都是往事，其实不过数年……  12/4/2008 【转载】谈珩の《秘密》译后记 菲利普·格兰伯尔的《秘密》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法语文学作品。
小说题目再普通不过，“秘密”得似乎毫无神秘性可言。好在拿到原著时，一看不长，便决定尽快读完。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它连我都不能吸引，那也不值得我为之付出努力，把它呈现在我国读者面前了吧。
一页，一页，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悠然讲述着自家的故事。乍一听来，会觉得他真不幸，精神这么小就分裂了，日日夜夜幻想着一个完美的哥哥。此外，一切都是“沉思往事立残阳”透出的淡然苍老：小本经营的法国犹太人战前战后的平凡生活。
就在突然之间，我察觉出“我”的脑子未必不正常得毫无道理，“我”家里的确有秘密，见不得人：爸爸马克西姆和妈妈塔尼雅原先竟是姻亲。与此同时，少年幻想中的哥哥愈渐骨肉丰满，由此扯出整桩“家丑”（复旦大学英文系的文冤阁朱大学士极力建议我把题目译作谐音的“家愁”）。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幅宏大叙事从幕后突然倒向台前，浓缩在两三页间，我顿时发现，眼前不是别的，正是人性，五味杂陈的人性。这本书绝非一曲人性的赞歌，它要表现的实则人性中罪恶的无奈和无奈的罪恶。我们往往只看到历史的车轮从身前堂皇碾过，留下名叫“文明”的光润辙痕。可沿途飞扬开去的尘土呢？那些构成干巴巴的伤亡数字的灵魂呢——他们谁不曾和我们此刻一样，活生生地存在与当下之中，呼吸之间呢？……
读完全书，就是初夏了。我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作暑期进修。课余独爱游走于花都的大街小巷，览胜探幽。在蔷薇街青石水泥的犹太商铺间穿行，蓦地望见肃穆的二战犹太遇难者纪念馆，便让我心头萦绕起“我”那段故事，不禁要问：如果不去探究人性，现代文学还能做些什么？孤芳自赏，乃至故作高深地沉吟于周公难解的梦呓吗？
对于后工业时代大众媒体上的色色空空，我们习以为常了。当初翻开这本薄薄的《秘密》，绝不曾料想它会在刹那间刺入心底，令我讶然，怅然，默然。而此刻，我惟一的牵挂就是自己稚嫩的文笔是否暗淡了这部作品低调的光焰。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正和我并肩奋斗在社会主义外国文艺阵线相邻高地的革命战友：朱大学士。他患“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强迫症很久了，遂像对待自己文章那样，审改了我《秘密》的全部译稿。当然，若非沪上青年出版家彭莱人（伦）先生对其再四宽忍，他必将以一场无事生非的徒劳告终。
谈珩 2008年12月3日午夜
敬请期待
菲利普·格兰伯尔《秘密》
（谈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11/1/2008 博士学位证书入手の纪念·《复旦青年》访谈录采访人：记者（简称“记者”）
被访人：文冤阁大学士（简称“学士”）
【记者】我在您msn space上看到一篇您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您是98年的学生？
【学士】我是复旦98级的学生，98年本科入学，08年博士毕业，算是08届的吧。 【记者】我听教过您高中语文的陈虹老师说您高中毕业后在复旦读本科时，曾给她写过信，而且是都是用毛笔写的？ 【学士】没有。我当时都是用铅笔写的。那还是我读本科的时候吧，很多年以前了。陈老师实际上只在高一教过我，高一高二时我是语文课代表，高三“左迁”寝室室长。 【记者】看您的文章发现古文功底很好，有没有用文言文写过信呢？
【学士】这个倒没有。文言文在今天完全沦为文字游戏了。但与人交流时我不用文言文，写信时也不太会用到，就是在写blog时会用用。况且我也只是粗知皮毛，谈不上什么修养。 【记者】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太会用手写的信跟以前的老师保持联系了，变化挺大的。
【学士】要说30年里的变化呢，这十年来我在复旦看到情况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刚进大学时很有一种“书信意识”。每天一下课就写信，有的课上得没趣了也写信。那个时候我们买的不是专门的信纸，是三两块钱一本的，有点像现在的学生用来记笔记的横格纸，可能比A4纸要大些。刚进大学时觉得自己是读书人了，就开始竖着写，从右往左，学香港佬和台巴子，我开始这么写以后，有些同学也开始学着这么写，跟风。那时寄信也很勤快，寄信要买邮票。在五教门口，专门有一个瘦瘦高高黑黑的眼镜男，拿了个包在那儿卖邮票。那时市内寄信邮资是6毛钱，那人5毛钱的邮票卖2毛5，打对折，所以我们经常一整版一整版地买邮票，用来寄信。我当时还有个任务是取寄到学校的给男生的信件，女生的信件由一位女同学拿。收信箱就在〇号楼，每个专业都有一个信箱，我们专业是9812。取信时打开信，有时会发现一朵玫瑰，上面写着送给外文系某某女生，蛮好玩的。 【记者】外文系现在已经升级成外文学院了，那时你有啥感觉不？
【学士】嗯，那是03年的事情。就是换块牌子嘛。作为学生本身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感觉。开心是领导开心。我是“外文系”最后一级硕士生。后面的都是“外文学院”的了。但是我们平时还是会说“去系里”，而不是“去学院里”。 【记者】请问您是从几时开始不太写信了？
【学士】就是流行电邮之后，应该是我读研究生之后了，02年以后。用手机联系的话也是02年前后。我是03年有第一部手机的，大学时一个好朋友出国前把他的手机留给我的。我现在用的手机是04年10月2日买的，是三星很老的一款手机，蛮好用的，x108，一直用到现在了。不过我现在反而经常会用纸笔写写信，偶尔会给朱臻老师写写信，最近还给朱臻老师的爸爸写了信。（插：朱臻老师他爸爸是谁啊？）他爸爸是复旦核物理系毕业的，杨福家的学生。 【记者】您那时有没有写过家书呢？
【学士】没有写过家书，我是上海人。 【记者】我一开始看您写的文章觉得您是一位很有古风的人。
【学士】为什么有古风？可能真人不露相吧：我妈妈看我像杀猪的，我女友前天说我像卖鱼的。不过，我觉得心中存点古风没啥不好，总比“股疯”强吧？ 【记者】哦对了，你当时高考时在上外和复旦中间选的。
【学士】对，虽然中国的大学都差不多德行，至少没有选上外而选择了复旦是绝对正确的。 【记者】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要考北大？
【学士】从来没有想过要考北大。甚至我觉得，就算北大保送的机会放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去的。我非常不习惯外地，尤其是北方。 【记者】我还蛮想去北大的。
【学士】北方有什么啦……你听说过么，古人讲“并世文章无北地，一生风味爱南朝”？同学，古人说的，不会有错的啦。 【记者】但是北京就是个很有看头的城市，北大也比复旦漂亮……
【学士】漂亮不代表什么，大学也不代表什么，关键要看你自己有什么水平。 【记者】那你读本科生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也是写情书很勤的吗？
【学士】对，有写情书的。但当时其实大家主要不是写情书，主要是给在外地读大学的好朋友写信。我那时候也是的，有的同学去北京了，清华的我就写过。甚至同城的，二军大的我也写过，同济的我也写过。写信非常好，练字啊。 【记者】那后来手机和电脑之类发达了以后就不常写信了咯？
【学士】对的，而且非但不太写信，即便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比如像现在msn、飞信、google talk之类聊天工具很多，但是好像联系反而几乎没有了。 【记者】嗯，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发发祝福什么的。
【学士】嗯，而且这种祝福一看就是属于群发的。不像我喜欢搞原创。 【记者】你读本科时周围的同学也是通过写情书来追女生的吗？
【学士】同学怎么追的，具体我也不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上杨宏雨老师的政治课，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喜欢来“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这套。一次，他上课时突然有一个男生冲进门来，对他鞠了一躬，说：“老师，占用您两分钟时间。”然后立马从背后掏出一束玫瑰花，噔噔噔噔跑到阶梯教室最上端，送给一个女生。当时杨老师很尴尬，那个男生送完花又对他鞠一躬，说了句“谢谢老师”就走了。当时我有一个男同学，坐在那个女生旁边，他是花痴，他回来跟我们说：“这个女生其实不喜欢那个送花的男生，她喜欢的是我。”不过那个送花的男生追没追到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可能现在的人会比那时更夸张。
【学士】嗯，但是怎么说呢，当时有一些爱情呢，我们觉得也蛮好的，有一些呢，我们也觉得比较龌龊的。当时年级里还有一对同学，他们发展到白天在我们寝室里一起睡觉的。我们是6人一间寝室，当时不像现在门一关是两人一间，或是四人一间，我们当时寝室的格局和现在这个办公室一样（注：研究生院的房间），寝室楼是在光华楼那个位置：12号宿舍楼。我们就觉得这样不是非常雅观，也影响我们进进出出。但这种现象不多，整幢楼也只我们这个一家，后来这两个人也没有结婚。很有意思，当时的学工组啊辅导员啊，都没有过问此事的，听之任之。 【记者】那个时候家里给你每月的生活费有多少呢？
【学士】300块钱，用不掉的，基本上用掉200多，还能剩下50-60块钱，可以存起来当“私房铜钿”，呵呵。 【记者】存起来可以买诸如《英汉大词典》的书么？
【学士】那时候《英汉大词典》98块一本，也不太贵的。像我们那时候买书也蛮有意思的。一开始，像国年路上的书店打点小折扣。我们高中时买书根本不知道能打折，进复旦以后发现能打折，经世书局打95折，而95折在今天看来等于不打。当时南区全部是住研究生的，不像今天。南区正大体育馆这一片，沿马路是没有宿舍的，全是旧的厂房、办公房。每天早上有一个老头，开一辆助动车，运拎一麻袋的新书来。所有的书，你拿起一本问多少钱，他就当场说一个价钱，这个价钱一般是六折到七折，很便宜的，所以我们当时每天晨跑，吃完早饭，马上就骑车冲到南区。南区现在还有一段到食堂的下坡路，就在那个坡顶，他总有一大摊的书。我记得我买过我的第一本“牛津”：《牛津高阶》第4版，买过钱默存先生的《谈艺录》，买过上古版的《纳兰词笺注》，还买过《标准日本语》的中级两册。 【记者】看得出您是蛮喜欢逛书店的人咯？
【学士】嗯，本科阶段和读硕士的时候非常喜欢买书。现在已经基本不买书了。（插：是觉得书都看到过了？）是觉得迄今为止，买的书已经看不完了。所以不再买了。临时要看么，可能问人借。后来我读博士时连图书馆也没去过，看看买来的词典。网上的资料倒是利用得比较多。 【记者】您刚才说当时每月能有300元的花费，大致是怎么用其他的200多块的呢？
【学士】其中至少150元加饭卡。 【记者】当时的饭卡是现在一卡通这样的吗？
【学士】一开始刚进复旦时不是饭卡，因为在高中时已经用饭卡——金龙卡了，我觉得那个很先进的。然后到复旦以后发现不用饭卡，是买饭票，就不大方便了，10块、20块的。后来用专门的饭卡，也不是现在的一卡通，毫无金融安全可言，在食堂的机器上照过之后，人家扣你多少钱你有时都不知道的。当时的食堂是在光华楼东面的那条路，（第）一（食）堂、二堂、三堂，当中有个风味馆，一堂在最东面，二堂在正当中，即现在东辅楼的位置，再旁边是风味馆，很小的一家，再旁边是第三食堂，再旁边是操场，操场这边就是光华楼大草坪。当时没有北区，整个北区都不存在。复旦只有三片食堂：本部的三个食堂和南区的一个，东区里面还有一个食堂（好像是东区走到底），据说很小，很难吃。而且东区里面当时还有个图书馆，当时东区全部住女生的，男生不能进去。我是有幸献血的时候送过一次鸡汤，才得以上女生寝室楼。 【记者】我只知道你在东区那里吃过小摊？
【学士】那是东门，就是今天东门那里。生意晚上绝好，复旦当时一景。到了冬天，绝对是“赧郎明月夜，炉火照星天”的气势呢。有时还会遇到五角场城管不打招呼就来冲击，那情形总让我想起《史记》里描述的陈胜吴广起义。我们站在一边看戏，觉得像闹剧一样。 【记者】你以前有时会去操场旁边晨读？
【学士】我极少晨读和去教室自修。晨读只玩过一两次，就在现在研究生院这里楼下晨读。这里原来都是宿舍嘛，这片现在据说叫“绝情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我们那时候这里只有练法〇功的，没见杨过、裘千尺之类的。 【记者】法〇功……很恐怖的……
【学士】法〇功没什么恐怖的，就是神经病而已。我算是见证了法〇功在复旦的“兴亡”。因为我们当时早锻炼要敲章，总要跑过毛像后面的国旗大草坪。99年夏天，组织上取缔法〇功，大快人心。而那年春天，每天早上都有人扯着大旗在那边练法〇功，学校根本没有人管，傍晚就是在这里楼下练，摆摊卖书：《法〇大法》，12块钱一本。有人看，买的不多。12块钱当时还不算便宜。一顿饭3块钱，12块都能吃4顿了。我就看过，但我一看就晓得这是邪教——说自己比佛祖还有能耐，不是邪教是什么？我就看到过两个教派敢说自己能耐比佛祖大的，一个是法〇功，还有一个是基督教。前者肯定是邪教，后者是不是暂时存疑。 【记者】那除了吃饭，剩下的钱是基本上买书么？
【学士】基本上是用来买书的，买点文具，包括邮票、信封、信纸、铅笔什么的，还有修自行车的钱。修自行车是一项很重要的费用开支，那时大家经常骑车。而且还要交罚自行车违章的钱。 【记者】为什么自行车违章要罚？
【学士】那时杨浦区的交警很幽默的，他知道学生喜欢乱骑车，国定路路口专门有人看着，如有逆行的马上逮住你罚5块钱。我觉得当时这个事情很不好，他们专门在学校门口，专罚学生的钱。（插：因为学校门口人多吗？）因为学校门口学生多，而且学生不会跟他争辩的。现在他不管这事了，去罚机动车违章了。一次罚5块钱他觉得不合算，性价比不高。（插：香港罚钱的话上限要5000HKD，好像交警罚这钱是为了他们年终奖金？）这事情当然和他们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你出去看看，现在哪个交警还管非机动车违章？生意小，人家不屑做。难得做一票，还碰到个叫杨佳的 。 【记者】当时的学生进复旦是不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觉得复旦是个顶好的大学？
【学士】我们那一级是大学最后一年不扩招的，99年开始扩招的。不扩招，不“自主”，不走后门和邪门，能考进复旦是件很了不得的事。今天上海最优秀的人可能去外国或者香港，然后是北大、清华，然后可能才是复旦、交大。我们那时，我觉得，上海人第一目标就是复旦，交大都未必是。那年我们的分数线理科比交大高了46分，复旦的分数线是478，交大是432，文科方面，交大和复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记者】那扩招前你们一个英语专业大概多少人？
【学士】外文学院没有受扩招很大的影响，至今还是这样的规模。但坦诚地说，问题是，现在最优秀的学生第一专业不会选择外语，不管男女。甚至，我当年要报考英文专业，学校里很多老师都明确反对。今天看来，不能不叹服他们长远的眼光。 【记者】有可能有人就是很喜欢外语呢？
【学士】是少数。我那时外语是蛮吃香的，现在只能算是喝辣的专业了。 【记者】还记得你们当时本科学生证是什么样子的吗？
【学士】当时没有一卡通，本科学生证和今天差不多，红色塑料皮翻开的。 【记者】你们当时选课一定要去一教选吗？
【学士】当时选课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后来大三大四时，外文系有自己的机房，可以选课了。大一的时候像挤小菜场一样。教务处是把学生分批的，比如今天下午5点到5点一刻是外文系学生选课，过了五点一刻，外文系学生不能选了，哲学系选，五点半开始中文系选，五点三刻法律系选，就像这样。对，分流的。而且你进去会发现，里面乱得也像小菜场一样，因为选课不是想选什么课就能选上的，有课选不上的话临时还要去找课凑上，很多人就会催，说你咋还没好，当时的计算机也还是用Windows3.2的系统，3.2后面才有windows95、98、00、Me、XP、Vista出来。当时有些同学喜欢显示一种潇洒感，穿着拖鞋、睡衣、睡裤去机房选课，所以机房里给人感觉很像小菜场。 【记者】当时寝室里不能上网的？
【学士】没有的，电脑都没有，我们是北区第一批住户，大四时搬到北区，住在14号楼一楼，8个人，4室1厅，8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有台电脑，但主要也是用来打游戏，不联网的。我们大四时，寝室里主要娱乐是打80分和搓麻将。 【记者】当时寝室的话也不是24小时都有灯的？
【学士】当时晚上11点钟熄灯。（插：那跟上中差不多）上中10点。那熄灯以后怎么办呢，当时走廊和厕所的灯是亮的，我记得我们对门住的是数学系，12号楼的南面全部大多是外文系，北面主要是数学系。数学系的人在灯下看书，我们在灯下打牌，有时还会洗洗衣服什么的。 【记者】我看到您文章里提到资料室的“玄冥二老”是指谁阿？
【学士】这是我们系里面流行的绰号，就是资料室当时有两个比较老的管理员，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喜欢赚钱，不太有人看书的，他们就比较郁闷，经常有些很厉害的愤世嫉俗的议论，大家给他们一个绰号，就叫“玄冥二老”了。 【记者】当时你们不去食堂吃饭的情况多吗？ 【学士】比较少，因为食堂便宜啊，2块到3块一顿，吃一顿饭4块钱已经觉得很奢侈了，现在我吃一顿有时要8-9块钱。 【记者】那食堂的饭难吃吗？
【学士】难吃的。当时难吃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不得不另觅他法，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北区后面同济大学分部的食堂吃，又便宜又好。他们那时候允许收现金的，后来有一天同济突然说今天开始不收现金，只能划卡了，我们就不去吃了，他们的卡不对外办的。不像我们食堂，有卡就怕外面人不来办，就怕少盐少油吃不死人。 【记者】可能是觉得吃的人多了太乱了，那复旦食堂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吃咯？
【学士】不如现在难吃，但当时白天在食堂里看到蟑螂、老鼠，是很正常的。我很怕老鼠，看到了会毛骨悚然。 【记者】当时自修是什么情况呢？
【学士】自修去二教、三教、四教，去五教的人比较少，五教比较远，而且我们读书时那里发生过一些刑事案件，好像有人被偷过还是被抢过东西什么的，因此很多同学不敢去。 【记者】听说复旦那时会积水。
【学士】复旦以前的大水，每到黄梅雨季，最深的地方大概有半米深的水，我们那时只能穿拖鞋去上课，水很深，有的时候有的女生不方便么，会有热情似火的男生抱她过去。以火克水嘛。 【记者】后来有修过么，是把路面抬高了么？
【学士】有修过，不过不是路面问题，是下水管道管网不畅通。那时我印象非常深，是99年的黄梅雨天，那时候水深阿，到后来我简直都不想出门去吃饭了，不高兴就不吃了，寝室里随便找点东西填肚子。 【记者】07年秋天的时候不是台风很厉害的学校里也有积水的么？
【学士】那是小水了，把脚能没掉的。99年的时候是整个校园大面积的积水。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在外文系读了十年书啊？
【学士】懒于找工作。（插：有点暂时逃避一下现实的感觉？）当时不知道厉害，后来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发现经济压力非常大，读硕士时学校每月发231块5，博士时每月271块5，这好像不够花——我已经很节俭了。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不问父母要钱了，也不好再开口。当时外面去做做兼职什么，日子过得比较舒服，而且可以有富余。但是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突然抽风，有一个想法，想把书读读好，就把所有兼职都辞掉了。后来发现不能这么做，钱蛮成问题的。结果又去新东方。于是，书也没读好，钱也没赚够。结成一句话，就是“当时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西风误”。现在觉得很对不起家人，尤其是为我日夜操劳的母亲。 【记者】对了，外文系有一个剧社的？
【学士】麦田剧社，是九几年成立的了。 【记者】没成立麦田前外文系是不是演过雷雨？
【学士】那是六几年的事情了，文革前，陆先生他们演的。那时候，全上海的大学都有演话剧的传统，复旦外文系演的是英文版《雷雨》。谁翻译的我记不清了，大概是王佐良。演戏时讲的是英文，里面有一段周朴园开窗在说“下雨下雨”，说的也是英文。 【记者】毕业的话您是本科有过毕业，硕士没有经历过毕业，博士再毕业？
【学士】对的。 【记者】那你不是这十年当中看过很多人毕业了吗？
【学士】是看过很多人毕业呀。 【记者】有什么感觉么？
【学士】毕业么我觉得就是，醉一场，哭一场。 【记者】那会不会看人家哭多了，也就会觉得哭不哭也无所谓了？
【学士】我觉得是这样的，本科毕业应该会哭的。但研究生后来就没有了，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本科毕业以后，我似乎已经不再是复旦的主流学生了：非主流学生。感觉和学校的主流学生生活距离很远。特别是我本科毕业之后就住到家里去了，不住学校宿舍了，和同学极少联系。 【记者】我觉得您比起做其他事情，还是很喜欢读书的？
【学士】这倒没有，可能比起不喜欢读书的人喜欢一点，但比起喜欢读书的人，我不算很喜欢读书。复旦总归有一些很喜欢读书的人，特别是文史哲系里面。外文系的话，总的来说读书的功利性比较强。不是那种出于喜欢学问、追求真知而读书，外文系的人读书往往是为了把这门语言掌握好。语言确实要掌握好。但严格说起来，语言的习得不是学问，只是一种技术的训练。 【记者】本科我都觉得现在不太读书了。
【学士】本科怎么说呢，老师也不逼，课程设置得比较……我进校的时候校长叫XXX，这人提出要“通才教育”。（插：现在叫“通识教育”）但我想，“通识教育”总归好一点的吧，那是现任领导提出的嘛，现任领导错不了的。“通才教育”其实就是培养三脚猫的庸才啦，英文叫Jack of all trades，就是什么都会一点，像我的一个学弟，我觉得他就是个很好的“通才教育”的产物。他什么都知道一点的。问题是，我跟他说《说文解字》，他知道是东汉许慎写的，这书有多重要，历代有哪些主要的评注本，清代有四位学者给它写过注解，但真的拿本《说文解字》和他说，他就看傻眼了。就是说什么都能侃上两句，但是什么都不怎么真懂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贻误青春。学无专长，将来出去怎么跟人家竞争啊？ 【记者】但除了通才教育外，自己专业也是要读的呀？
【学士】本专业的书，你有空读吗？像我现在教学生，他们不读的。要求两周读完的文章，他们一个月都读不完的。你问他这个词什么意思，他课后不会去查的，他当场拿出“好易通”查给你看，我说：“我自己不会查啊！”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忙着编《复旦青年》，一会儿又说“老师，我要请假，我要去宣传部开会”之类，就是忙这种事情。据说现在的情况是：大一忙社团，大二忙恋爱，大三忙实习，大四忙工作。就没有什么人忙学习了吗？ 【记者】那你98年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吗？读二专的人多吗？
【学士】没有的，98年的时候，社团很少有人参加，我们进校的时候我们的学长都帮我们讲：书要读好；二专不要去读，没用的。二专我们全班最后没人读完的。第一学期很多人读，第二学期几乎90%的都走了，第三学期就没人读了。当时社团进去要付5到15块钱，当时我们觉得这笔钱蛮大的，都舍不得花这笔钱，都不去的。 【记者】那个时候学生读书认真吗？
【学士】当时学生读书很用功，可能外文系男生不大用功，但女同学非常用功。 【记者】可能九〇后的想法和你们当时差得比较大。
【学士】我现在教书的时候觉得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不要刻意地给人套上七〇后、八〇后的帽子，因为首先一个概念是八〇后，因为有了八〇后，我们这帮人也自动成为七〇后了。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面貌很丰富的。即便是一些非常抹杀人性的时代，比如说中世纪啊，“文革”啊，也出了很多很有特立独行的人。 【记者】98年的时候周围有没有很多同学去相辉堂看电影的？
【学士】不多，当时香灰堂不怎么放电影。而且但凡香灰堂的活动，多不收费（可能凭票入场）。多功能厅放得多。但也难得去，因为3元一场的票价不便宜——当时食堂可买一餐饭，且功课很忙，没工夫看电影。谈恋爱的同学似乎去得多些。男生有时间也是打牌打游戏。 【记者】当时复旦人是否有创作诗歌的风尚？
【学士】有的。那时BBS么有，所以也没有群体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当然，诗歌本身是很私密的。我也写一点，多是幼稚拙劣的近体诗词，但同学中有一位外地来的，雅好此道，故时常切磋酬唱。我记得，有一年，12号宿舍楼（原址在今光华楼前草坪处）前两株樱花开得很烂漫，我便以“一枝春动雪云深”起句，写了一首七绝，那位外地同学和了一首。然后，我们把各自的诗抄在纸上，贴在樱花树干上。次日，风把我的吹走了。他的经受住了考验。说明他写得比我“扎实”。创作新诗的大概也很多，但恕我不以为那是诗。 【记者】谈恋爱的人一般约会的人会去哪里约会？是去万达看电影，还是比较多的人会去逛马路？
【学士】98年没有万达！谈恋爱的人（前提是双方都是复旦的）当时多一起晨跑，一起食堂吃饭，一起自修。一起宿舍起居的也有，极少。逛马路的话，也没处可逛。五角场翔殷路晚上没有城管的话就有地摊夜市。再就是去四川北路。 【记者】当时复旦是否和今天一样小资氛围比较重？当时学校里谈恋爱的人会不会去大家沙龙，什么人会去大家沙龙碰头聚会？大家沙龙在以前的学生中流行吗？（多厅在当时流行吗？）
【学士】我在复旦十年，从不觉得复旦小资过。外面有种说法，讲“复旦很小资”。于是，我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把“小资”往自己头上套。建议普查一下复旦全体学生的经济状况，特别是日用支度，再下结论不迟。复旦的主流是朴素。说小资，上外小资多了——注意：我以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小资”应是贬义词。我们要知荣辱，不要当“小资”。我知道你们报纸的负责人肯定会为我的反“小资”言论大皱眉头，但我说的是实话。“大家沙龙”不流行，我只去过一两次，也只是谈谈办学生刊物的事情，顺便公款喝喝饮料。（多厅也不流行。记得美国人错炸我国南斯拉夫使馆后在那里开过一次“追悼会”，去的人每人发奶油雪糕一支。）那时有个老体育馆，在今光华楼东辅楼附件，晚上开舞会，门票每张1元。不少女生去，男生去得少，那里的男人主要是外来人员。复旦男人爱跳舞的话，那就是脑子有问题了。 【记者】98年的话学生当中用拷机的人多吗？
【学士】拷机用得不多。我大一到大三，全年级80多人中只有几个人用。到了大四，开始有手机了，于是更没人用拷机了。但手机、拷机在我本科时代都是奢侈品。说实话，那时买了也没多大用处——哪有什么杂事啊？ 【记者】寝室里面独生子女多吗？你们一般熄灯卧聊会聊些什么话题？ 【学士】上海同学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外省市的则非独概率大不少。熄灯会聊天南地北，有时说说老师们好玩的事情，有时谈谈感情问题（甚至有比较粗俗的内容），有时还会合唱革命歌曲，吵得隔壁要来打架。当然，这是在大家关系好的情况下。 【记者】当时流行什么样的服饰？比如喇叭裤、那种紧身的健美裤、有斑马或者豹点纹路的裤子什么的； 当时流行谁的什么歌；当时女生化妆的多吗？
【学士】当时无所谓流行服饰，大家都很朴素，我就一直穿高中时代的衣服。流行歌曲么都是张国荣、张学友之类，今日所谓“怀旧金曲”。女生很少化妆，当时有几个拉双眼皮的女生，背后要被人嘲笑的。因为拉完之后的眼睛实在很电人。“北区三宝”之类在当时无法想象的。 【记者】现在政通路卖水果的地方有一家叫硬石的夜店（Hard Rock），当时有没有摇滚青年会去那里的？当时学校里有没有学生自己组乐队的？
【学士】我同学中只有一个附庸风雅的“伪摇滚”。其他人无此怪癖。我怕吵，拒绝接触。我表弟“草莓”（83年生）一辈的开始喜欢摇滚——我至今无法理解。听古典也比听摇滚强啊！“硬石”我是上周才听一位学长说起，他不是复旦的，是南大的。学校里自己的乐队也很少，大家基本都照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我有个高中同学，读上医大的，他搞摇滚乐队很痴迷。我去参观过他排练。排练房就在停尸房隔壁，尸体不怕吵，我怕。对了，这里我想跟你说说，现在复旦广播台为什么傍晚常常放那种正常人听了受不了的音乐？这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糟粕怎么允许占领社会主义大学的公众媒体呢？广播台负责人员是不是该深刻检讨？ 【记者】好吧，采访到此结束，我去叫他们检讨…… 【学士】要书面的！广播里读出来！  6/26/2008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各位劳苦功高的师长、各位踌躇满志的我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其实我毫无代表性可言——外文学院大概迄今还没有一位是像我这样从本科到博士，全日制，全脱产，连续读满十年书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从本市西南角的上海中学毕业。黑色七月的高考把我送入本市东北角的复旦大学，我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九月五日，我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参加了1998级外文系新生欢迎会，聆听系主任陆谷孙教授、副系主任黄勇民教授和教师代表吴延迪教授的重要讲话。 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到了演讲席前，来谈谈毕业的感受。回望前尘的滋味是什么？是百感交集么？不是的。老实说，十年了，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就像苏东坡讲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a 不过，十年里复旦的景物变化，人事迁移，最近倒是常常萦绕在我脑子里：我曾在比小菜场还拥挤的一教三楼选课，梅雨季节趟着半米深的积水来五教上课，偶尔装病逃课或上课看闲书，偶尔早起在本部操场边背单词，在国权路游戏机房打过通宵的《红色警报》和《星际争霸》，在东区门口吃过柴爿小馄饨和肉夹馍当夜宵，经常是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在寝室公共盥洗室的灯下和室友们一起复习借来的笔记。这十年里，教过我的知名教授夏仲翼先生、陆国强先生、黄关福先生、吴延迪先生、朱德逵先生都退休了，我大一时的六位英语教员，有四位离开了复旦，一位离开了教学第一线，剩下那位也只教留学生了。教务员胡心菊阿姨退休了，资料室的“玄冥二老”退休了。五角场大修过三次，邯郸路大修过三次，国年路大修小修没事也修，一共七次。六教造好了，二教、三教修好了。外文系升级成外文学院了，复旦100岁了。我居住了三年的12号宿舍楼拆掉了，于是才有了光华楼这座“白色巨塔”的耸立。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12号楼前两株亭亭如盖的樱花树被砍伐掉了，那曾经是复旦校园内最美丽的多年生木本植物。 昨天我上系版潜水，拜读了一下04级学弟学妹们发的帖子，有幸看到了李晨彪吼叫帖、周 小舟表白帖——我希望被表白的那位女生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因为毛 主席在庐 山会议上讲过：“周 小舟是个好同志！”——还看到很多向学弟学妹赠送旧书的帖子。我很高兴地在这些帖子中捕捉到两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酒和眼泪。02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也都喝醉了，都痛哭了。酒和眼泪这两样东西，我觉得，胜过一切空话套话。对母校复旦的深沉而又激烈的爱，是没有其他东西更能表达的了。哭得出来，喝得下去，才没有白做这几年的复旦人！大家说是不是？ 博士论文侥幸通过以后，闲来无事，我就一直在冷静理性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十年来，复旦给了我什么？”这个问题虽然隔三差五让我失眠，但我觉得我思考地还不够成熟，所以没有什么完善的答案可以和大家分享。不过，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复旦从思想上、制度上、技术上和经济上改变了我的命运。当然，它也改变了在座各位复旦人的命运。这种改变是一生都无法撤销的。 按照近几年国内外出炉的各种排名榜单来看，复旦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但复旦外文学院可算是中国最好的外文学院，这是我十年来坚定保持的理念。这里有一大批声名卓著、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各个学科专业内都是国内领军人物——今天在场和不在场的老师都包括在内，恕我不一一提名了——更有我国英文界的泰山北斗、我们德高望重的首任院长、我无比崇敬的导师——陆谷孙教授。在此，请允许我这个老本科毕业生和新博士毕业生代表外文学院2008届全体学生对母校的师长和领导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趁此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母亲今天也在座。是我的母亲操持家业，任劳任怨，让我能暂时放下对家庭的经济义务，安心在复旦多读六年书。是我的父亲高瞻远瞩，在我高考填报志愿犯了哈姆雷特的犹豫时，极力主张我放弃上海外国语大学，报考复旦大学。 《第一财经》最近采访王生洪校长，记者尖锐地问他：“复旦学生找不到好工作，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王校长回答：“大学的任务不是帮学生求职，而是应该点亮学生心中的火炬。”我们敬爱的校长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耐人寻味。他委婉地道出了复旦的精神，那就是理性的光明和理想的火焰。“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永灿烂。”我相信，老校歌的旋律会永远在我们心间回荡，我们的心从此和母校复旦贴得更紧，贴得更近。最后，请允许我读一段日月光华BBS web进版画面上的朴素诗行来结束我的发言，来告别我们那永远逝去的学生岁月： 微醺的 栀子的清香，
扎起的
坚实的行囊，
离开的
年轻的我们，
手心里
真实的梦想。 希望大家都一路走好，祝愿母校复旦的明天更加灿烂夺目。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5/21/2008 江山如画，霸业如梦 19日到21日这三天举国哀悼，我光是九院就跑了两次。19日晨带珩去找老汪看牙；今晨带爸爸去找老汪推荐的医生装牙——全口义齿。 爸爸是1941年出生的，再过两年就算古稀了。他在诊疗椅上躺着；大夫一边制作他的牙槽骨模型，一边带教三个郊县来进修的学员。最靠近我的是爸爸的头顶。我很纳闷：怎么这么小？妈妈的头也小。我的却已经大到基本买不到帽子了。爸爸怎么头发都白了？可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依旧是个壮年人——我很久很久没有正眼仔细看他了的缘故。 诊疗室有很开阔的视野。窗外能望见南浦大桥引桥穿梭在高楼之间。爸爸还趁大夫忙于修正模型的间隙，跟进修学员讨论风景好坏。我就有点不耐烦了。可不多会儿，我的视线也被吸引到了这片风景中去了。曙光透过薄薄的飞尘，照出城南勃勃的生气。“江山如画，霸业如梦，”我想到了董桥《今朝风日好》（我并不很喜欢的一位海外华人作家的一部我并不很喜欢的新作）里提到这一句。男儿的野望，在朝霞里升腾，也要在暮霭中消散的吧。四十年后的我，是否也会等着大夫来为我制作全口义齿呢？（从家族史和我目前的牙齿情况来看，概率不会很小。） 爸爸曾经是我心中的英雄。儿时，我有什么问题都去问他；他会跟我讲很多小人书和幼儿园老师讲不出的故事；我在家里发现了可怕的老鼠（“可怕的”在这里是个非限定性定语，因为对我而言是老鼠就必是可怕的），就会等他去捉。他看书、写字、画图、下棋的习惯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以至于每当我在马路上、公车里遇到谈吐粗俗、满口烂牙的上海市侩中年男，我都会暗自庆幸我的爸爸和他们截然相反——可不是么，他已经没牙了。他的体力也已无法再让他看书、写字、画图、下棋了。 他是很入世的人。我记得我刚信佛——那还是我小学毕业时呢——闹着要出家做和尚，他就跟我说：“随便你做什么，我不管你。但你要保证能做出名堂来。你去玉佛寺，能做到方丈大和尚，爸爸今天就让你去。”我没法保证，所以也没做成和尚。回头看看，正是他这句话，一直羁留着我对尘世名利的留恋。而我如今也忍不住要去揣想，爸爸当年就安于在洗衣机厂做这么个人事科长么？我有时偷翻他的公文包，在会议手册上看到的不是妈妈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记录，而是一幅幅没画完的素描：马啊，老虎啊，厂长的脑袋啊，等等。说这话，都二十多年了。此刻，我看着爸爸的脑袋，真想笑他一句：快七十了，你的“霸业”终究成了梦幻泡影——尽管我不知道它曾具体是什么。 装假牙就是比补牙要省事多了。全口的更方便，电钻都不用开，什么都靠大夫的手指和切割塑胶用的小片刀。最后要下单按模型制作了，我跑到大夫侧近，提出要用最好的材料。大夫一愣，缓缓吐出一句：“价钿蛮大的哦。”像我这样穿着打扮的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也觉得有些吃惊吧。而我也不知怎么了，居然没问大到什么程度：“大就大吧，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去结账时，一看数字，嗬——4500元！不能用医保，必须自付。幸亏我带了银行卡，否则非得跑去找老汪借钱不可。 出医院大楼时，10点刚过。底楼大厅一清早几百米等挂号的长龙已经解体了。爸爸妈妈说要去尝鲜坐坐地铁8号线，它可以直达我家对面的小区，我们就沿着瞿溪路走到中山南二路。瞿溪路这段十几年来一直是个菜场。某间街面公房曾经是草莓家的动迁临时居住地，我刚进高中时几个月的周末都住在这里，因为那时爸爸突发脑溢血住院了，妈妈每天陪在医院，家里没人了。妈妈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哪间公房了，而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场病，锁定了爸爸十三年来的颓唐衰老，也急剧冷淡了我和他的父子关系。 这里的地铁站没有人工售票。我掏钱给他们俩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这才意识到全国哀悼地震的这三天里，我已经史无前例地花去了近万元：已换来一张存根，将换来满口假牙……  4/24/2008 贾先生走好 盛元音来报，说贾植芳先生于今日傍晚7时谢世了。
那时，我和杨宁等友在教工食堂三楼聚餐，之后还去了老神仙洞府——就在贾府北侧。当时，只觉得和往日一样，高大的水杉树投下的黑影的网，过滤着暗黄的路灯光。 我——说这话，都是以前了——常常在国年路上看到贾先生由他侄女搀扶着散步。他有时还会坐在五教底楼的石墩上晒太阳。过往熟人认出他，都会上前致意。 我进过一次贾府，那是朱静老师带我去的。老人很热情，坐在藤椅上侃侃而谈——问题是我那时山西话听力不是特别好。朱老师大概去过多次，完全没有交流上的障碍。临走时，老先生送给我一本纪念他亡妻任敏女士的著作，题了词，盖了章。我回家读了，我爸妈也读了：一部颠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定律的书。 贾先生的作品，学术的或文学的，我都没读过。听说他曾和夏仲翼先生联手，为中文系、外文系学生同台讲授中西文学史。我进复旦太晚，不曾恭逢其盛。但我知道他是个铁骨铮铮的读书人，老神仙赞曰“是块硬骨头”——坐过KMT的牢，坐过日本人的牢，还有……。因为，他说真话，而不是像某些所谓的著名文学家那样，只是在急风暴雨过后感叹出一句“说真话难”。 我想，贾先生坎坷的一生（1915-2008），或许可视为“说真话难”的一个注脚，但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更意味着“要说真话”才是他们永远的宿命吧。  3/7/2008 外祖父五年祭 正月又三十了。
昨晚饭后散步，只是在小区周围走了走，复在楼下徘徊。可能这几天都没睡好，脑子空落落的。 上楼时，走到三楼转角突然想起：那天两位在这里还特别费了点劲儿，怕磕碰到外公的遗体。我至今很感谢他们。 不能小看抬尸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太史公”。何况能最后让他们抬走的，都算善终了——“一见大喜”哟。但被抬的人千万记得临抬时要把自己弄得瘦一点，否则抬的人心里会暗骂“死肥佬”、“死肥婆”之类的吧，呵呵。
近中午起来，照例恭敬擦洗佛像、香炉和贮放外公外婆遗物的床头柜。因为今天是： 先外王父 廣東省順德縣 吳 公諱 細玖 大人 五周年忌日
 2/13/2008 提前过情人节·Becoming Jane 不凑明天的热闹，提前庆祝下情人节吧。我和珩也认识满一年了。 下午我们去淮海路国泰（Cathay）电影院看了一部刚上映的英国电影《傲慢与偏见之简·奥斯汀（Becoming Jane）》。 
一个淡淡的悲哀的爱情故事，淡得和《Pride and Prejudice》的喜剧情节一样。我读的英文小说不多，经典的更少，最认真的莫过这部了——前后花了一年半，快到本科大四时才读完。还是外研社的垃圾版本，影印牛津版，印得淡淡的，烂烂的。同班女生们一般一个月就解决了，还连连说好看；我至今读来没啥大感觉，虽说自诩比那时的英文进步了些。
影片让我们明白奥斯汀奶奶为啥没结婚。原来是现实问题：她的心上人家里太穷了，好比如今贫农家上了大学读法律的子弟，乡下有一大窝嘴巴等着他弄钱回来养活。奥斯汀若和他走到一起，或许一开始能有点“幸福感”（注意：不是“幸福”），但“买汰烧”肯定要埋没了她的文才，无非英格兰多了个洗碗喂猪时羞于骂娘的村妇。片中奥斯汀她妈的台词说得好：Affection is desirable; money i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差不多就是反裴多菲的“爱情诚可贵，金钱价更高”咯。不，奥斯汀没这么傻，否则她写不出《Sense and Sensibility》，否则她的笔不会对人情世故描摹得那么灵动。在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注定没好下场的事情，何须亲身试水？ 奥斯汀是私拆了男友兼私奔拍档的家信才得知他家境真相的。虽说这即便不犯法，也是非礼的，但毕竟在将越雷池之际获取了重要情报，从而当机立断，成就一代风骚——对于决策者而言，还有什么比信息更攸关存亡的呢?!
当然，这部电影和上世纪末的《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一样，戏说不能当真。但在这投机万岁、文盲万岁、个人发展万岁的时代，在这房价高得你儿子都不敢生的中国，电影版“奥斯汀”的现实不正是消解文字版“奥斯汀”最好的工具么？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这究竟是Becoming Jane，还是Overcoming Jane？ 顺便赞一记国泰的厕所：洗手有热水，足的。  2/5/2008 小年夜内急事件 今天是很忙碌的吃喝。中午和祁连山大居士、二师姐、张主席在淮海中路、宛平路吃超级贵的“亿方砂锅粥”。晚上是时代广场对面的“葡京煲煲好”，和珩还有她父母、外公、小阿姨一家吃澳门菜。
大概是中午稠厚的生蚝排骨海鲜粥、烤乳鸽和甜咸飞饼吃得太多了，晚上烧腊美味当前，居然毫无胃口。不仅如此，还开始闹肚子——其实自打前周发烧，就一直没好过。 我总想，回到家，无论肚子怎么闹，都没事了。可是，46路一下来就不太平了。我这个着急啊！好歹撑到了草莓家门口。我想，这下有救了，去舅舅家拉了再说。谁知一进大楼，发现两部电梯都坏了，一位居民大妈在和两个物业大叔吵架。我这个恨呐！天要亡我，我比乌江边的楚霸王还要惨呢！这小年夜的，我无论如何都要干干净净地回家呀。路上有饭店，有公厕，但是我都嫌脏，憋住诱惑，没去。  出了草莓家小区，我把脖子里那108颗一串的佛珠取下来，颠来倒去地诵经。路上行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别忘了，我还顶着“座山雕”的超级温暖牌仿貂皮帽子呢。 其实，每踏出一步，都有喷薄而出的危险。多亏了菩萨保佑，当然也是我自己内功深厚。 冲进家门口，我把书包和外衣往厨房地上一丢，一屁股就飞上了马桶，就像姜白石说的“冷香飞上诗魂”…… 看过一本前代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英文传记。传记作者不喜欢二世在摄像机前当众祈祷。他认为，人有两样东西没法真实地拍摄，一是云雨，二是祈祷，无上私密故也。我倒是认为，第一项完全有理由被上厕所代替。通过今天这场尴尬的危难，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家，就是一个能让你安心出恭的地方。  1/16/2008 怀旧金曲 吃完饭，还早。看了《新闻坊》，就把频道调到艺术人文频道，正好是Golden Melody放79、80两年的流行电影歌曲：《驼铃》、《妹妹找哥泪花流》、《祝酒歌》，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大海啊，故乡》。
我看着那些老电影里的蓝天、白云、阳光、鲜花，好熟悉，又好陌生，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小时候我觉得这世界这么美好呢？”妈妈说：“那是因为你现在知道得多了，烦恼也就多了。”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我的眼光在变。这世界也在变啊。至少，如今，上海的天空很难看到星星了；满地走来走去的都是小时候很难见到的异乡客与外国人，多如星星。 啊，我已经到了怀旧的入门级年纪了——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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