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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008 无分优劣，但有勇怯 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没想到，我上班开始做散人前的这个夏天会是在一片忙乱之中度过。 文债像中国队的奥运金牌一样，来得那么猛烈。料理完一处，又来一处。日日把自己锁在办公室，还是没干出一些让自己满意的成果来。 闭关自有闭关的好处。我翻译了两篇当代美术的论文之后——那种痛苦，就好比是拿脑汁涂抹在笔上当墨爬格子——悟出了一点心法：翻译，并无优劣之别，惟有勇怯之分。世间所谓“好”的翻译，都是奋勇的战利品。汉译外尤其如此。 前阵子写了几个月的论文，很久不接触书面汉语，不做笔译，于是一触键盘，处处风声鹤唳。但是，我周日发现没有像样的词典，而照样能译5千7百汉字成英文时，我知道，我开始勇敢了。 我说的勇敢，就是能重写原文的直觉。有人会说我不忠实。是的，我不忠实于原文，但我忠实于“语言要精美”这条理念。我经手翻译的绝大多数汉语原文都是不值得我，或者说，配不上我去忠实的。 下午，我赶去上海美术馆，看欧洲唯美主义画展。对着作品的灯光照旧暗黄得无比伤眼，倒是展板最醒目，以致我发现上面的英文错得也很缤纷灿烂。有个摄影记者在一旁跟一位外国女游客说：“You don't need say anything else. You just say 'hěng hǎo kàn.'”（上海近日多雷暴雨，连室内都这么雷人。） 很多人在那里那个本子抄啊摹啊。我看了就觉得这很无聊，应该抓紧看呀：明天结束了，画要回外国了，这辈子兴许再也难见了。当我独自站在《西班牙舞女》，那是全展览上最大的油画前，我再次确信，直觉才是艺术的唯一标准。 今天美术馆方面接待我的，居然是一位我只记其人而忘其名的数年前的旧相识。真巧。哦，她是找我做翻译的…… 当然，翻译在开价方面，更要勇敢！  8/13/2008 高考十年祭：㈦七月八日的上午·旋转的二次函数曲线 奥运，胜负的游戏。高考，也是。只不过，奥运是闹闹玩玩；高考是一闹就完。
考完历史，我在回家的地铁里，突然有了幻想。想起自己在高三这一年取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成绩，自然有它的道理。况且，语文、历史主观题比重大，说不定改卷子的老师看到我字写得漂亮，诗文默写得流利，就给个高分呢？总的说来，不能算失败。我预估的分数是：语文120分，历史130分。 对于我这种被某理科生同学讥讽为“大脑没有发育完全”的文科生而言，数学和外语是确保考入第一志愿的重头戏。这两项当然是我最拿手的。数学，我已经是到了能给四大名校合编经典教材《3+2·数学》（鄙校校长唐老伯伯主编）挑错的程度了；外语嘛，一天做掉两三本辅导书也不稀奇。我心中的底线是两门280分。 我的班主任朱老师在我高一的时候，曾于教室内对广大正在夜自修的同学说：“数学啊？数学高考最后三大题看都不要看的，把前面96分都做出来就很好啦！” 96分，考复旦？是大专吧！这54分是一定要拿到至少48的。否则后面就都悬了。 在暑热和臭气的包围中，我拿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数学试卷，两分钟看完六面，顿觉江湾五角场的毛主席已经在向我大招手啦！ 当我做完前面96分这一大部分，进入第五页时，我看了看手表，过去40分钟。又看了看邻排坐得最近的那位（好像是沪闵中学的），他还在做第一面，心里甭提多得意了。 等到做完全卷，离规定的考试结束时间还有55分钟。我故作镇定地放下金色的钢笔，一抬头，监考的老伯和阿婆正看着我呢：“做好的同学请抓紧时间再仔细检查一下。” 做好的同学？不就是说我么？全教室我是第一个做完的。第二个做完的是20分钟以后出现的。然后就陆续陆续有很多了。这就是我在剩下的40分钟里做的事情：看风景。期间，阿婆来检查过我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一次——她大概真的怀疑我是来代考的了。老伯个别劝我再检查检查一次。我只是一门心地想：“你们这些老匹夫，居然刁难我，叫我在这么破的地方考试，我叫你们看看堂堂名校的厉害！”——我就是不检查，您能把我怎么样？ 当然，我没有忘记念经，这是我在历次重大考试结束前必做的功课。我默诵了八遍《心经》，图个吉利嘛，但想到九这个数字也不错，就又补了一遍。这时，离5点还差15分钟。 15分钟做点什么呢？算了，闲着也是闲着，上个保险吧。我开始检查。目光扫到倒数第二题时，我愣了一下，觉得不大对劲儿。再一看，眼前扯出一条横幅大标语：“天亡我也！”全错了，根本不能这么算。此时，已经16:52了。我脑门子上汗珠一下子涌了出来。一边掏出手绢擦，一边翻开草稿纸演算——我方才都是心算，草稿纸两页均空白。 等到我发现自己在用一种极其变态的思路——计算二次函数曲线绕y轴旋转360度后围成的空间体积——对这道题目发起最后的猛攻时，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这种算法不仅是“超纲”的，甚至根本没有教授过，只在辅导书里有提到。显然，这不是正解。在一片心急火燎中，我的卷子被阿婆收走了。老伯在一边看到，说“好嘞，不要做啦，大学也不是靠挤这半分钟挤得进去的呀。”说话间，他就扑向坐在靠近窗口处的一个学生，他手里的钢笔还在唰唰的呢。而我，呆在原位，只恨老伯的话还不够“风凉”。 成败由天，这也是上天在惩戒我，叫我不要骄傲，应常怀虔敬之心（这正是为什么十年来我一直谦虚谨慎地待人接物的缘由）。这么想着，心情就坦然很多。收拾书包，我走出教室，眼前的一幕让我有点吃惊：一个隔壁班的男同学哭着冲出了校门。 嗬，他也是尖子生啊。看来翻船的不止我一个。午饭是“托尼”（南大经济）约好叫我去他家吃的，他爸爸烧了大闸蟹。还拉了“老师”（清华化工）、“币爷”（上医大七年制本硕连读）和“铁圈”（同济应用数学）。 我们出来就往虹桥路西走，路过万恶的肯德基时，我被一声叫住。回头看，是岚岚（二医大口腔）和欣欣（上大工业外贸）。我实在无言以对，无奈地看了她们俩一眼，就跟着“托尼”走了，背后岚岚又喊了我两下。 正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晓，晓，晓，晓，晓晓晓……  8/7/2008 高考十年祭：㈥七月七日·首战东条英机 7月7日。上午8点24分，我出门了，一个人。 走到家门口附件的大马路，才叫到一辆强生“差头”。司机一听我是去高考的，就非常开心，说他儿子马上也要中考了，一路上勉励我“读了大学就能赚大钱”云云。他当时要是说得清楚点，在“大学”后加“本科”二字，那才算准确。 计价器打到12元的时候，他把我放下车，这是新客站南广场的一条弄堂，里面传说有个地铁口：“祝侬考出好成绩！” 考场徐汇中学，解放前的College Saint Ignatius，就在地铁徐家汇站上来东方商厦的西南侧。这是一所因为比敬业中学小102岁、比我们上中老15岁而在上海排名第二老的中学。上中这一年加试历史和化学的都在这里考。 我去早了，在学校内外晃悠了两圈，因而也活活白拿了两瓶Sparkling在门口搞公益活动的矿泉水。等到允许进考场了，我发现自己真是背运啊：我的教室是一楼最里间，我的座位是这间教室通风最差的角落，而且后门开了，发现正对男厕所。当日报的温度是34摄氏度，可这样又暗又闷的教室里，绝对有36度。两台吊扇，再转，那春风也吹不到我这座“郁闷关”，倒是厕所里“黄金万两”的“男”来“熏”风来如山倒，去若抽丝。教室的前后，有创意地象征性放了两铅桶冰块。 上中在徐汇区的名声很成问题，这是一些老师在考前跟我们透露的，因为上中的老师从不参加区里的教研活动，不把南洋模范、上师大附中、市二、位育、南洋这些二线市重点、一线区重点放在眼里——高手是高手，但一骄傲，就遭人嫉恨了。人如此，校亦如此。（但想想我们上中也不容易，本市“四大名校”里就我们没有大学撑腰，在自信心方面表现得过度亢奋一点也是很正常的嘛。）反正，徐汇中学监考的老师没有一个给我们上中人好脸色的。我的准考证就被一个阿婆看了又看，大概我生相老成，她以为是青年教师来代考的吧。 语文卷子一到手，我一看大作文题目，乐了： 阅读下列材料，写一篇700字左右的文章。副标题为“读报有感”，正标题自拟。 一部美化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今天在此间日本记者俱乐部试映。 这是一部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影片，编导者出于反动的“自由主义史观”，否定侵略史实，极力鼓吹“太平洋战争是民族解放之战”的谬论。他们蓄意策划该片，目的是想通过电影误导日本国民对历史的认识，从而唤起所谓的日本民族的“自尊”。 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对28名日本战犯开庭审判为主线，由始至终宣扬这一公正的、历史性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并公然宣扬“日本无罪”。影片极力粉饰东条英机，否定“南京大屠杀”，通过一系列情节，全面歪曲史实，否认和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部影片一出笼立即遭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愤怒谴责。4月20日，由几百名赞同者和许多赞同团体支持的“批判电影《自尊》会”正式成立，并一致主张严厉声讨这一歪曲历史事实的影片。 (摘自“新华社东京1998年5月9日电”) 这什么破题目啊，考语文还是考历史？我看是考政治，要大家表忠心——容得你有“思路”吗？还不是叫你写大字报，批判小鬼子呗。这文章要敢创新，准吃零鸭蛋。骂人谁不会呀！我也顾不得前面什么“基础知识”啊，“阅读理解”啊了，先开它一个头再说，于是落笔就是： 杜牧之诗有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感觉真还不错呢，反正挺有灵感的。加之我哈日已经好几年了，对日本历史的了解派了很大用场。最后不忘为中日邦交的继续正常化勾画了宏伟蓝黑图——我用的是蓝黑钢笔。 小作文比较“刮三”： 根据下面这首小诗的诗意，展开想象，从周围环境、花的性格、全诗寓意等方面着手，将该诗改写成一篇短文。不要超过250个字。 春水(之一) 冰心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按照“反招魂”的思路，也知道该是贬的。后来看报纸报导，很多考生都唱了赞颂的调子。一开始，改卷子的老师都给他们低分，可搞现代文学的专家跳出来说话了：人家冰心奶奶的原意是说这花好，不流俗，一片冰心在玉壶。现在要考生奋起批判，不是“反把玉壶当夜壶”了嘛。评阅组研究下来，不再歧视“赏花派”，但依然追捧“摧花党”（包括我），已经给出的低分不许翻案——惨，惨，惨…… 中午，教历史的孔老师请我们三五个加试历史的学生吃地铁商城里的“八块牛肉面”（一碗8块钱，内有8块很精的牛肉，故名）。吃完想去考场门口的肯德基坐坐歇歇，被店方赶了出来，而徐汇中学提供的所谓“休息室”，估计是以前宗教裁判所设在上海的分所，热得像炼狱一样。可没地方去啊，是地狱也得去，落下个户口，总好过在虹桥路上做游魂呐。 下午的历史，有点难。几道二战的题目，简直就是蒙出来的。（其实，像我这样记性糟糕的人，实在不适合读历史。可是，加政治的话，不仅得记性好，而且要耐得住无聊废话，这就更难了。）交卷的时候，心里一沉：这下文科状元有点儿悬啦！ 其实，悬的还在后头。明天发生的事情，那才叫惊心动魄，地覆天翻呢。  8/6/2008 第一笔工资 H博士中午给我短信：“工资发了伐？”
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很明智地办好了电话银行，所以拨95566，一查就晓得是来了，顺便还把钱一分不落地转账到了借记卡里。 H博士很高兴，去取了现，赶忙来还从我处借去调头寸的一千块。我和他一起在食堂吃了晚饭。文科博士，没几个不穷酸的。我们两枚“有志男”，各对一份“空心菜”，忆苦思甜，觉得前几年那经济窘迫的日子过得真是不堪回首呀。所以，饭后，我破费买了豆奶（上周单价从5毛涨到7毛）请客，滋滋润润地喝下楼梯。 出得食堂，沐浴在凉爽得像爽身粉一样的晚风之中，望着蓝天白云、碧树灰楼，愈感到有口饭吃得来不易—— 哦，我的x531.20！虽然和本科同学每月的数万乃至数十万不能比拟，但好歹也走出了赤贫，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了。正是： 终日谋生堪恼 一夜脱离低保 谁敢想房车 且自食堂管饱 真好 真好 下月又知多少  8/4/2008 高考十年祭：㈤龙华夕照·龙门の野望 我自小学毕业跟爸爸单位旅游去了普陀山，回来抄诵《西游记》里乌巢禅师传授给唐玄奘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此皈依内教以来，就一直感到佛祖在冥冥之中关注着我——当然，除了我喝酒吃肉的时候。考高中前，我一个人去龙华寺进香，结果如愿以偿。如今要考大学啦，更怠慢不得，我就抽了一个周五，下午早点离校，坐101路又往龙华而去。
龙华的菩萨之所以比较眷顾我，可能是家父家母名讳中各有“龙”、“华”二字的缘故吧。可是，在大雄宝殿前烧香时，香头突然折断。按迷信老太们的说法，是很不吉利的征兆。我心头略过一丝阴影，匆匆拜完，坐门口的41路回家。出山门时，但见斜阳低垂，夕照灿烂，仿佛一盘番茄炒蛋打翻在西天，又想到同学们送我的那个绰号“日不落”，愈加怏怏不乐……
以后几周，我总感觉有点不妙，每天心神不定。晚自修复习不进去，只能泡一杯绿茶，坐在那里东看看，西瞧瞧——“祁连山大居士”怕我影响她，搬到“二师姐”那里坐，我也找不到人聊天了。回到寝室，同学们十点熄灯后都搬凳子到厕所或阳台上继续看书，我则九点半必上床睡觉。隔壁的“大民族”同学甚至气势汹汹地来斥责我：“你这个人，教室里不复习，寝室里也不复习。我们天天看死看活，却总考不过你。天理何在?!”他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已经有些心虚了。 我不但开始早睡，而且开始晚起。全校规定六点一刻起床，六点半操场做操，高中部七点起早自修，七点半吃早饭。我则一觉睡到七点三刻，冲到食堂买几两尚温热的小笼锅贴之类的，带在路上吃，走到教室有时候甚至超过八点，上课迟到。班主任“粢饭团”老师（伊每日上班从大门进来，必手捧一粢饭团，把半个脑袋埋进去啃，故名）实在看不下去，班会上说：“有某个同学，啊，自以为成绩了不得了，就不来早操，不来早自修，还上课迟到，实在太过分啦！——这里我不点名了，是谁谁心里清楚，啊。”我想，反正马上要放回家复习了，他批评就批评吧，当前一切以自己“色艺”为要紧。 “粢”老师对我说过三句话，我没有忘记。上面直接引用的是一句。第一句是他刚接手高三文科班，在“方厅”开年级大会结束后走下台阶时他对我说的：“高三啦，要找好自己的定位。你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觉得大专似乎有点低，努力一下，考个本科吧。”第三句则是我回家作高考最后的复习（维期半个月）前，他对我说的。那是某日晚自修时，他在教室后门的玻璃外，像招财猫一样对我招了招手。我跟他进了高三年级组办公室，他叫我坐下：“我们上海中学已经十年没有出状元了，希望在你身上，能不能给上中出个文科状元，就靠你去拼搏啦！” 其实，我模拟考——全市十所自以为最好的高中联合命题，谓之“十校联考”——已经露出衰相了：班里才第八，年级里简直排不上号。但他相信，这只是我发挥失常。（如果说我是高三年级的一匹大黑马的话，五月的模拟考中，涌现出的则是十几匹黑马。话又说回来，新一代黑马们，至少就我所在的文科班而言，在最后的高考中，竟没有一个是考中第一志愿的。有些因为一飞冲天，便不把复旦放在眼里，跑上来就填北大的零志愿，还到处嚷嚷，生怕大家不知道。） 在上中的最后一天，妈妈来帮我整理寝室，因为草莓还没放假，我们就不再订振华的大面包车了，而是叫了一辆强生的普桑。我从男生寝室小楼（高三年级独用）下来，遇着欣欣和她妈妈，上去打了招呼。欣欣很紧张，“哎”了一声，没跟我多说，拉着她妈妈上她们女生的那栋楼去了。看来，大家都只是在为日益迫近的黑色七月而焦虑，都没空感伤离别了。 回家路上，司机开错道，绕了一段，最后打表出来60元，他叫我们付55元即可。往家里搬被褥铺盖时，有个想法在我脑中盘旋：下次回龙门楼，就是汇报高考成绩和录取院系了，也不知那时是喜是悲……便差点打碎一只热水瓶。   7/29/2008 入手·第一张工资卡 复旦财务制度的伟大，在于它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三个有密切关系：
㈠学生规定用中国农业银行的复旦联名借记卡； ㈡教职工推荐用中国银行的复旦联名准贷记卡； ㈢是人就可用中国建设银行的复旦联名贷记卡。 我今天就很荣幸地领到了“中国银行万事达准贷记复旦个人普卡”。 午饭期间，按组织上的通知，打了分机电话，以为是财务处，结果说是人事处，问可领卡否，曰可。但要下午上班后才可以拿。 趁没事，我先去了五角场的中国农业银行取钱，我领的号码是04222。04215上去时，有三个窗口营业；号叫到0417，等候的人渐渐多了，于是窗口减少到两个——“银行营业窗口数和等候办理银行业务的人数成反比”，这是我归纳出的著名的Bill Bryson定律；轮到04219，系统干脆崩溃了，所有业务都没法做，这是12点30分的样子。到13点05分，我看ATM好像有点要来事的样子，便过去试着取现，结果刚输入金额，按了确定，机器蓝屏了，现金怎么抠那条细缝都不出来。我想：万一账面上钱给划去了，那可说不清楚了。叫来大堂男经理，他都不正眼看我，轻飘飘飘出一句：“等系统恢复再看吧。”此时，一个个窗口都高挂出早已精工制作好的免战塑料牌：“电脑系统正在维护中，请稍后”——系统瘫痪对农行而言，是农闲吧。13点15分时，系统被维护好了。我很高兴，想想前面只有三个人，现在又开到三个窗口啦。谁知，04219之后，开始05系列，再是01系列，然后是00系列，要不是04220和04221实在等得没耐心走人了，我还不知何时能办好呢。反正我也很不爽，取完借记卡里的钱，一怒之下提出要把付保险年费的活期存折注销掉。复旦门口农行的同志曾再三告诉我，只能在开户行注销，我不管了，问问能不能办，不问白不问，至少能增加柜员的工作量啊。一问，真把我乐坏了，我不用跑去四平路了，填张表就行。我滋滋润润领来大堂女经理给我的三联单，她叫我填二联。柜员说：“填嘎多组撒?!”我就填了一联。卡注销啦！我走出农行，心想：我再也不要和民工一起排队，闻他们满嘴的烟味儿、满身的汗味儿啦！转念：“糟了！”——借记卡忘了注销！回望，满厅的人在等着叫号，农忙啊…… 大西洋百货楼下坐133，两站路到了学校正门。没走几步路，就是行政楼。到了劳资科，敲两下门，里面有女声应答。推门，内间有两位女老师。年长的一位问了我的工号，就在一箱子银行卡里找出我的给我，然后叫我在长达三页的名单上找出自己名字，在旁边签字。我签完，才发现我是全校这批人里第一个来领卡的——名单上没人签过字。我要是领工号那天这么早来该多好呀：挑个08008或者08088。早领卡有什么用？钱也多不出一分，而且密码单没有寄到家，我等于持有一张自己没法使用的为自己定制的准贷记卡。 所谓准贷记卡，顾名思义，就是银行推销不出去（也就是没人要）的卡，既没有贷记卡的无息贷款期——超出账户余额的部分，当日就开始计息；也不能像借记卡那样办网上银行（年费30元人民币），做个不愿意受“Bill Bryson定律”约束且甘冒黑客、木马、病毒、钓鱼等风险的自助客户。 不过，准贷记就准贷记吧，是中行的就好，我是中行的粉丝。我今天跟海螺说：“老神仙降生在万航渡路的中行别业，我是老神仙的学生，我一辈子都要把钱存在中行里。”（其实，不知道老神仙哪里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盯住中行存了。） 抚摸着我的第一张工资卡（仿佛“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心中盘算：什么时候才能积攒到50万人民币，换张中行的VIP卡，就可以不用排长队了啊……据说，我每月的工资是752元（税前）。不过，按这水平，我不吃不喝，过55年半，凑够50万，换了VIP卡，也还是要排队的——大家肯定都VIP了。    7/22/2008 高考十年祭：㈣R老师·大排和鸡丁 上回说到，上外招办的K老师垂电舍下，许以优遇，可惜晚矣，奈何奈何。
因为，我已经交了志愿表。具体填法如下： ㈠第一批（本科）：①复旦大学（⒈英语⒉日语⒊德语；同意调剂）②上海大学③上海外国语大学④南京大学
㈡第二批（本科）：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②上海中医药大学③南京邮电学院 ㈢第三批（专科）：空白 也不知抽到哪阵风了，居然把上外放在这么后面。其实，当时我的信念是：考不上复旦，不要见人了，龙华庙做和尚去吧。所以后面都瞎填一气了。
交表的前几天里，我这杆“天秤”在复旦和上外之间动摇不定，像哈姆雷特一样。家里面，妈妈觉得上外不错，她同事的儿子上外英文系毕业（上外附中的还给跳级），先去了外交部美国司，后跳出来到HSBC（又是HSBC！），月入上万——这可是1998年啊！爸爸当时已经开始对我很无语了，但某个周末我回家时，他在饭桌上突然冒出一句：“考复旦。上外算什么学校?!”（请上外的筒子们万勿介意！我是“秉笔直录”，年过半百的上海人里持此观点者恐怕……你们在下面将看到更“雷人”的私密史料）舅舅、舅妈也鼓动我考复旦。可我就是横不下心。 回到学校，一日下午散了课，我准备去老班级找闻大妞食堂吃饭（4点半后基本没什么纯荤菜，全给草莓这种早下课的初中部学弟学妹们抢光了）。走到楼梯口，迎面遇到四班班主任R老师。R老师快退休了，教语文，因为大家都举报我语文好，她就认识我了——我语文好个P啊，一进文科班，连“语文课代表”之职都被免去，左迁“联合寝室室长”，名义上管四班男1枚、五班男1枚和七班（文科班）男1枚。 R老师开门见山：“我哪能听说侬要考上外啊？” “啊？哦……是呀……还了嗨考虑呀，”我开始惦记那1.8元一块的茄汁大排了，再晚几分钟，恐怕就挑不到大块了的。 她看我不像要落座长话的意思，就拉我站在门口谈：“为撒伐考复旦？” “我怕考伐进呀！”我当然要谦虚一下，其实并不是很怕。 她下面的两句话是我那阵子听得很多的：“文科班侬伐考复旦，啥宁考？”和“侬肯定考得进额！” 再说下去，茭白炒鸡丁就没了。“哦，我争取，我争取。”我想：大概她也就是像其他老师那样，对我表示下关心而已。谁知她突然蹦出一句：“就是伐可以考上外！”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说开了，也轮不到我插话： R：“阿拉上中侬看到过啥宁是考上外额伐？么额！伐要港男小宁了，就是女小宁，阿伐考额！”
我：（没这么夸张吧？） R：“难般有几额考进气额，都是叫苦连天、后悔终身啊！” 我：（您说的这是少年李莲英吧？） R：“侬考了上外，侬出去伐要港是阿拉上海中学毕业额，晓得伐?!” 我：（这就褫夺龙门楼楼籍啦？） R：“侬要考英文，复旦英文系伐是老好额吗？组撒伐考？我帮侬港，南大、武大阿老好额，到外地气也阿比到上外气好！” 就这样，R老师一定我要答应考复旦，才肯放我去食堂。为了我的大排和鸡丁，我想，复旦就复旦吧。
那天是不是吃到了上述两款上中食堂的招牌菜，不记得了。反正吃完回龙门楼的路上，大妞走过小树林时，又埋怨我今天下楼太晚：“我帮侬港，侬明朝再个能嘎，我就伐等你啦！” 提着热水瓶，晃悠着“饭袋”（内装碗筷），我们两个长年与上中氛围格格不入的“散人”在夕阳余晖里畅想着大学生活——高一、高二的英文教员周天红小姐（后传与其夫技术移民加拿大去也）曾在课上深情地讲过一句话：“你们要好好读书，现在苦一点，考上大学就舒服啦！大学里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反正她这句话，尤其是后半句，我至今觉得没啥道理）
那天晚自习，我泡了很浓的“黄山毛峰”放在桌上闻味道，椅子翘得幅度老大（这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最“色艺”的好处），两眼盯着志愿表里那一个个空格，手里蓝黑钢笔不停地抽出笔套，又插进去。我答应过两个朋友要和他们一起考上外的，但……现在又答应了R老师要考复旦。真是谁云“君子无二诺”啊！ 一个半小时后，一大杯茶倒入肚子的效果出来了。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走到坐在第二排的小B同学处，弯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回气帮拿爸爸港…… 我到现在都还感念R老师，与其说是因为她把我“逼”入复旦，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在我忧虑之际，敢于担起本来完全不必承受的责任。她是当时唯一用“单选题”方式解答我心中这一大疑虑的老师，也是当时上中唯一公开鼓励学生谈恋爱的老师——她（某次班会上对四班同学讲）的名言：“我们上中的男孩子，就应该前赴后继地给市三女中的女孩子写情书！”（典型的blind date［瞎谈］嘛！） 至于复旦好，还是上外好，各人心中一个答案。复旦的瞧不起上外的，上外的看不惯复旦的，我这十年里见得太多了。其实，不就是“我妈好，还是你妈好”这类问题的翻版吗？  7/18/2008 高考十年祭：㈢上外·专业随你儿子选 “你决定考什么学校，一定要先告诉我们啊，拜托啦！”在上外门口，B同学的爸爸老B叔叔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这是我刚刚高考英文口试结束。那阵子生了“外耳道炎”，洗头时左耳朵水不小心弄进去了，疼得要命，看了两家大医院，在家里休息了半个月。考试时是两个中年男和我对面坐，他们照顾我，把录音机音量放得很响（据说直接影响到隔壁考生的发挥）。我要报考外语专业，必须参加口试——结果是86分，不高，但全年级男生里我最高了；女生有91的。 我这个“一只耳”刚出校门，就给老B叔叔逮住。先是一阵寒暄，然后切入正题：“你也知道，文科班就这么几张加分表。你要拿上外的，我们小B才有希望拿复旦的；你要是拿复旦的，他就申请上外的。反正最好你不要和他重复，否则他可能就一表不表了。所以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们你到底决定考哪所大学，复旦还是上外。叔叔这里谢谢你了。”回头想想，做父母的真不容易，儿子拉不下脸来说的话，他们愿意说。其实，小B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我相信他即便没有正式推荐，也完全能考一流大学的。不过，老话一直说“一表人才”嘛——在我国，光是“人才”往往无用，有“表”才行，好比工作报到时要户口迁移证、报到证之类的。我反正都无所谓，就当场答应了老B叔叔，赶紧打车回家养我的“顺风”去了。 在上中这样的学校，成绩不好时，没人在意你；成绩好时，人人在意你。我两种都尝过滋味。所幸的是，第二种滋味是在高三尝到。这不，此刻坐在出租车里，我感到，我的决策已经能直接影响到我同学的升学去向了（当时不知老B叔叔实际上用的是初步的“博弈论”原理在和我周旋）。 其实，这一切，似乎来得很偶然，很梦幻…… 数、理、化都差，我高三就混到文科班去了。暑假时妈妈曾想安排我补课，但老师家在漕河泾，每节课收费高达40元（上中住宿费当时一学期仅200元），我想想还是自己补自己吧，把浙江教育的《精编》、华师大的“五小本”（三本代数，一本“立几”，一本“解几”），加上高一、高二每周测验卷子上做错的题，一口气全做了。别说，还真挺管用：高三开学大摸底，我数学居然考了97分，全年级并列第一，另一个97是数学班的。加上语文、英语，我总分文科班第一，年级第三。由此也拉开了我在文科班“日不落”（班级群众赠予我的并无激烈反帝情绪的称号，即指我语、数、外每门小测验、大考试均第一）历史时期的帷幕…… 眼看要填志愿了，既然打定主意考英文专业，需要顾虑的少很多，也就是复旦和上外里挑一个。复旦去过，或者说错过，一次文基班宣讲会，五角场山遥路远，也不高兴走第二遭了。上外离家里很近，骑车五分钟。所以，病愈之后的某个星期天，我就去凑上外高考咨询会的热闹了。 其实也就是在大连西路狭小的校园里（据笑话称，校内如有人遭五步蛇咬，或死于校内；遭七步蛇咬，必死于校外）摆上几张课桌，坐几个老伯伯。我找了一个比较空的老伯伯（后得知是人称“上外英语第一人”的何兆熊教授，当时的英语学院院长）问：“您说是复旦英文系好，还是你们上外英文系好啊？”顿时一群家长围过来，显然不少人关心这问题。有个大叔说：“当然是上外的好啦！人家是专业学校嘛！”我盯着老伯伯看，他半天才磨出一句：“这……这真的很难说。只能将各有所长吧。”晕菜！等于没说。其实，今天你来问我同样的问题，除非我和你关系很铁，否则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回答吧。看看也问不出什么“明堂经”，我就打算回去了。走到大门口，一群阿姨在听一个阿姨谈经验：“当然是复旦英文系好咯。人家复旦英文系出来的人外面单位都是抢着要的……”我心想：你这话被刚才那个大叔听到，肯定不“捂心”了。不过，大叔也未必真觉得上外更好，说不定是想巴结那些老伯伯，给孩子讨张加分表呢——我当时这么年轻，就能如此深刻地洞鉴人心，实在是从小在各类各级学校看惯阴暗面，跌打滚爬出来的结果哟。 没多久，一日傍晚，妈妈接到上外招生办K老师的电话：“你儿子在我们学校高考咨询会上留过个人信息啊。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他很好。这样吧，你儿子第一志愿录取到我们上外的话，专业随你儿子选。”我是留过个人信息，可惜K老师的好消息来迟了……  7/13/2008 高考十年祭：㈡文基班·80% 话说从复旦湿淋嗒滴地回来，我还是没有打定主意是不是要去报名做“国学”大师，毕竟全家上下和多数老师都不支持。 一天，我在夜自修（高三是六点半到九点半），班里来了一位正在复旦文基班就读的Ts学长“归省”，他和芳姐认识。芳姐是我高一、高二的同学，高三也在文科班，热情四射的“老上中”，和很多学长学幼都熟得像黄豆炖猪手一般。Ts学长鼓励我考文基班，继而把复旦说得天花乱坠——毕竟，70后在大二就能看透大学里那点“名堂经”的实在很少。我如今还记得他说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全文如下： “复旦夜奔的人很多【注：人人都是林冲啊？】。晚上来跑步的三教九流都有。有些是学生的，有些是老师【注：让我想起名段子“一群大雁向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形”】，有些是专门出来找对象的，还有些是男女兼收的。” 复旦四年住读，我非但觉得“夜奔族”很少，甚至连“兼收族”都从没见过。而更奇怪的是，十年里，居然没在复旦遇到过披着长发的Ts学长。直到前年，看到学位办的通告，上面写着他被授予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才确信他不是网络学院的。 报考文基班的截止日期一天天迫近，我终于忍不住，去年级组长陈老师（教政治的）那里领了一份表格，开始志向远大地填起来。最着急的还是我妈妈，她从静安寺赶到了植物园，先是和陈老师谈，谈着谈着发现陈老师思维和她不是一个“主旋律”的，于是又找文科班班主任“粢饭团”老师（教数学的）谈，张老师的回答和他出的解析几何题目一样，是有“双解”的：“考文基班嘛，把握很大，就可以不要参加高考啦，小孩子也轻松一点；参加高考嘛，当然也就不要再去考文史哲啦，考点好的专业。”妈妈一听此话，顿觉两个钟头的车没白坐，区党员学习大会的小差也没白开。回到家后，她为了最后确认一下我不考文基班的合理性，电话联系了第一个建议我考所谓“复旦英文系”的朱老师。朱老师和我有一点共性，那就是初中都是在闸北区念的——虽说他是区重点，我是弄堂里的准“流氓”中学（闸北区，大概除了市重点、区重点，就是准或不准的“流氓”中学了），差距很大，但不管怎么论，也算“大同乡”嘛。朱老师的意见很明确，就像在标准大气压下，H2O的沸点绝对是固定值那样：“不要考文基班。凭他的实力，可以考更好的专业——你放心，你儿子只要拿出平时水平的80%来，复旦没问题的！” 第二天，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底何去何从。其实，我昨晚已经把那张快“远大”好了的表格撕碎扔进了教室讲台内侧的垃圾桶里。 十年后回头看看，不得不叹服：家长，只要是法医鉴定为神智正常、具有完全刑事和民事责任能力的，没一个不是全心全意为了孩子好的。就说我的妈妈吧，她反对的事情，没一件是我事后发现不极其明智的。虽说我现在不发达，但如若当初去“国学”了，那恐怕就更…… 花开两朵，再表一枝。我们班考进复旦文基班的那两位：“二师姐”，还有芳姐，可着实风光滋润了一阵。因为提前录取，就时不时在我们夜自修时不辞辛劳地来“探班”：“探”望“班”里还在为高考煎熬的兄弟姐妹们。真把我给嫉妒死了！更让我气恼的是，我可爱的邻桌“祁连山大居士”因为嫌我老问她借文具，还跟她“讲话”，影响她做数学题，就搬到“二师姐”空出来的座位上去了。她数学题真的没有白做——她现在在最最CBD的HSBC分行捧金饭碗，天天靠做数学题吃香喝辣。  7/12/2008 高考十年祭：㈠复旦·初度相逢 很久没写博客了。毕业典礼一过，就忙着到单位报到、填表（一大坨）、体检、办卡……就这样乱哄哄过了半个月。毕业了，可好像一点没有清闲的迹象，天天起早贪黑地伏案工作，却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想到十年前的此时，我正在为高考的结果悬着心，终日神魂不宁。要是当初考分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还真不知现在自己又在何处，又在做甚呢。 我在上海中学读高中的岁月，前三分之二真的读得很糟糕，糟糕到班主任至今还记得我曾屡次提出要转学到普通中学。语文还凑合，虽然是语文课代表，但从来这门课成绩就很一般，而且我很讨厌写每周一篇的“练笔”，对我而言，基本上都是“练字”。英语再差一点，超常发挥可以到70分出头，一般就是及格线以上。数学不谈了，每周五下午点评上午的测验卷，“绍兴师爷”老师已经对我这个成绩档次（40分以下）的学生绝望了。他曾经当着全班奚落我：“我看你也不要读书了。回家看武打书吧，以后写武打书，比读书赚钱还快还多呢！”我那阵子刚开始看武打书，是邻桌（上中一人一桌，无所谓“同桌”）沈同学借给我的《笑傲江湖》。就这样混到高三，进了文科班——我物理、化学成绩在高二下半学期连连拉出“阴线”，比数学更糟，显然报考理科无异于“自绝于人民”。 高三，当然要开始考虑一件大事，那就是高考志愿。龙门楼三楼全是高三教室，一到四五月份，走廊贴满了各个大学的招生海报。上海人嘛，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复旦了。我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就常常从二楼跑到三楼，偷偷看复旦的那张——偷啊偷，谁叫我这成绩明显只是大专的料呢。看啊看，唉，发现历史系蛮好的…… 朱老师（我高一、高二的班主任，就是还记得我要转学的那位）问我为啥对历史系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它有博士后流动站啊！”这显然是“城外人”的愚见。他听了哈哈大笑，随即严肃地指出，读历史的就业不是“特别好”（委婉语，“特别不好”的意思）。他说，你喜欢文史，再照顾下就业，就读个英语吧。 “那就考上外啊？”人家是专门的外国语大学嘛。 朱老师深沉了一句：“我倒是建议你不妨考虑一下复旦英文系。”（其实复旦当时没有英文系，只有外文系英文专业） “啊？为什么啊？比上外的好啊？” “复旦的牌子放在那里啊！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啊。”其实，后来我知道，老朱老师，也就是朱老师他爸爸，是复旦核物理系本科毕业的，我刚进复旦时的校长杨福家院士教过他。朱老师进一步解释：“复旦还有翟象俊、李荫华，是《大学英语》的主编，那是全国通用的教材。”可不是全国通用么，第一、第二册我们高一高二就当教材用了。“当然，”朱老师真是熟悉武林排名啊，他补充道，“最厉害的是陆谷孙，编《英汉大词典》的。”这词典我高中一直用啊，用到英语老师叫我不要再用了，说太“野豁豁”了，还是《新英汉词典》对高考比较好。其实，用了也没啥用，英文该差还是差。就这样，在朱老师家免费补习物理的那一个下午，复旦英文系开始引起我的注意。 转眼就到了一九九八年五月，要填报志愿了。复旦、交大来“兜售”基地班的招生项目，文科理科都有。我倒是挺感兴趣，一来可以读读喜欢的文史哲这种不搞脑子的东东，二来可以躲过高考。教政治的陈老师很支持我，说复旦文基班是培养“国学”人才的，出来就是有大学问的云云。不久，我就来到素昧平生的五角场——坐过头一站路，应该是“复旦大学”站下车——参加文基班招生宣讲会。那天，从上中到复旦，先坐111路汽车从始发站到终点站（车资1元，耗时约45分钟），再换地铁一号线（当时不叫“一号线”，因为只有这一条线）从“上海体育馆”站坐到“人民广场”站（车资2元，耗时约30分钟），再乘18路电车从“人民广场”站到终点站“鲁迅公园”（车资1元；耗时约35分钟），最后坐139路汽车从始发站“鲁迅公园”到五角场（车资1元；耗时约30分钟），全程两个半小时不到。 谁知，来到复旦，东打听，西打听，摸到三教二楼，宣讲会都结束了。我就看到有些家长围着招生办的同志问就业方向啊预期薪酬啊之类的问题——家长嘛，都关心这个，比“养老金”更重要的问题。（当时在场有个中文系的教师代表，去年确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尚君教授。） 那天天气不是很好，雨蒙蒙，导致情深深。看看复旦，虽然绿化不如我们上中，好歹树也不算少。一进校门，望见巍峨的毛主席雕像，下面还有一对男女青年（应该是我不知名的学长吧）在像下举伞认真“互啃”，便教人觉得这大学还是蛮有人情味儿的……这要是放在上中，估计是要给政教主任张在舫老师扔到跃鲤湖里沉塘的。   6/26/2008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各位劳苦功高的师长、各位踌躇满志的我的同学和学弟学妹们：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其实我毫无代表性可言——外文学院大概迄今还没有一位是像我这样从本科到博士，全日制，全脱产，连续读满十年书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从本市西南角的上海中学毕业。黑色七月的高考把我送入本市东北角的复旦大学，我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九月五日，我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参加了1998级外文系新生欢迎会，聆听系主任陆谷孙教授、副系主任黄勇民教授和教师代表吴延迪教授的重要讲话。 十年后的今天，我站到了演讲席前，来谈谈毕业的感受。回望前尘的滋味是什么？是百感交集么？不是的。老实说，十年了，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就像苏东坡讲的：“回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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